安大简《诗经》异文的文献学价值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简称“安大简”)内容为《诗经》国风,其中丰富的异文材料对于研究《诗经》文献有着重要的意义。将安大简《诗经》与传世文献《毛诗》进行对比研究,细致梳理其中的异文材料,可挖掘简本异文在传世文本校勘、字词训诂、音韵等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同时也可对《诗经》中的一些诗意作新阐释。

周代酒精神的演变脉络——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从以抵抗酒的礼乐精神立国,到不断无礼饮酒而致使礼崩乐坏,周王朝的命运始终与酒捆绑在一起。从《颂》《雅》到《风》,《诗经》清晰地反映了西周以来对酒态度的变化,周文化随着饮酒精神的变化而呈现同步演变。周公制定《酒诰》,确立了周人饮酒的精神基调。从《周颂》《大雅》中祭祀饮酒、孝亲饮酒,到《小雅》《风》中私人宴饮,从以礼饮酒到以酒解忧、以酒和乐,饮酒由公共事务逐渐变为个体行为,酒的功能也逐渐由口腹享受转变为调理身心。为悦友或解忧等私人性饮酒、醉酒逐渐增多,既远离《酒诰》精神,也不断冲击着礼乐制度。特别是随着宴饮频繁举行,人们对醉酒的态度由规避到接受,甚至饮酒不醉反被耻笑,对醉酒的态度完全被颠覆。酒逸出礼乐之外,标志着周朝的制度与精神双重解体。如何安顿张扬欲望而充满反叛性的酒,成为春秋以降的时代课题。

宋代《诗经》学“以情解《诗》”新论

宋代在古代《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以情解《诗》”,具有重大的《诗经》学史意义。宋代学术革新的引领者欧阳修首倡“以人情求诗义”,并经由北宋中期学者发扬光大,在南宋前期学者王质这里达到顶峰,继而愈来愈呈现出道学的流派色彩。以情解《诗》之所以形成于宋代并广受欢迎,根本在于《诗经》“出于民之情性”的属性,先儒确立的“诗言志”传统与魏晋以来的“诗缘情”新说都是它的学理渊源,加上宋代士人受出身影响而养成了喜言情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最终服务于建立有别于汉唐的“宋学”《诗经》学的目标。另一方面,以情解《诗》存在着以今度古、以偏概全的缺点,并非诠释《诗经》的“灵丹妙药”,宋人自己业已反思其弊。最重要的是,宋人虽重“情”,但对“情”持有实质性的贬抑态度,所重之“情”一定是添加了“正”字的“正情”,《诗经》学宗旨正是达于经学意义的“性情之正”“敦厚之义”,因此,以情解《诗》是经学范畴的理念与实践,并非文学《诗经》学的标志。

《诗经》里的河南农业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了解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重要窗口,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河南是《诗经》中许多诗篇的背景地,大量的农事诗述写了当时人们的农耕经验、稼穑之艰、农具农时以及蕴含在农作劳动中的生存智慧、思想法则与生活观念等,留下了了解河南早期农作物、农耕生活、农业工具、耕作管理以及农村生活景象等农耕文明的宝贵史料。品鉴《诗经》,可以一窥河南早期农耕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诗经》学名家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顾炎武〈诗经〉学研究》

卢玮玮博士所著《顾炎武〈诗经〉学研究》一书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字,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该书以顾炎武治《诗》为研究对象,素材主要涉及顾氏《诗本音》《日知录》论《诗》内容、其他著作中引《诗》论《诗》条目等三部分,目的是全面呈现顾炎武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及对后世《诗》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书是目前学界首部对清初大家顾炎武《诗》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对当代《诗经》学研究薄弱领域具有重要的创新与填补意义。

“四重境界”融合:《诗经》的劳动教育意蕴及其新时代启示

中国特色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根植沃土和深厚渊源,其中《诗经》不但翔实、生动地记录了先民们的劳动生活,而且深刻构建了中华传统劳动文化观念和精神,形成了以劳动“安身立命”的道德观和“各尽其分”的秩序观。《诗经》具有“四重境界”相融合的劳动教育意蕴,体现为以“诚实劳动”正视劳动教育的“欲求境界”,以“对话精神”开拓劳动教育的“求知境界”,以“责任担当”践行劳动教育的“道德境界”,以“自我创造”实现劳动教育的“审美境界”。以“四重境界”融合观照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追求,一方面须规避劳动教育目的与价值的割裂和对立,另一方面则强调五育融合下的劳动教育实践方式。

以《诗经》为资源的文创产品开发路径探索

文化产业可以通过追求国际性进入巨大的市场,也可以通过发展地方性实现文创产品的独特价值。在文创产品的开发中,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创意资源,通过发挥自身优长来作为发展策略,是应有的一个重要选择。在以《诗经》为核心资源进行的文创产品开发中,“诗经里”文旅小镇是一个代表性案例,它显示了文创产品开发的三个可行路径:以《诗经》经典意象为创作元素;多层面挖掘《诗经》符号;寻找《诗经》精神与产品的契合。

明末大儒黄道周的《诗经》观论析

明末大儒黄道周在《诗经》方面造诣深厚。他以“诚正”来定位《诗经》,认为其蕴有精理奥义、旨趣可绎。同时他对《诗经》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如“孔子删诗”“《诗》亡,《春秋》作”“二南之义”“郑声淫”等都提出了独特的认知。黄道周在诠释《诗经》上,汉宋交融、四家兼采,同时注重《诗经》的文学性,体现了晚明《诗经》学发展既综摄又创新的特点。

《诗经》婚恋诗中水畔景观的成因及美学意蕴

《诗经》婚恋诗常常发生于水边,微妙的感情在水边悄然兴起、流散、变化,在水波流转中愈加深沉复杂,伴随着对水边场景的描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水畔成为《诗经》婚恋诗中的典型景观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原因,水文化认知是其文化心理的源泉,加之《诗经》独有的抒情方式,赋予其独有的美学意义。

家国情怀视角下《诗经》时代价值的六重蕴意

《诗经》是周代“家国一体”政体形式的宣传书,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人文精神。基于家与国的框架,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维度挖掘和阐发《诗经》的时代价值和精神标识,展现人与自然、天帝的演绎逻辑,展现家庭、国家、外邦的共生逻辑,展现统治者与普通劳动者向往的理想社会。与此同时,以时代精神激活《诗经》的生命力,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供思想来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力量。

“一倡三叹”新诠——兼论《诗经》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倡三叹”中的“一倡”是指早期《诗经》仪式乐歌中的启始乐章,“三叹”则是指与“一倡”具有相同仪式目的的同一组颂歌。这些乐章表现出明显的组诗形态,实质上就是《诗经》音乐系统的构成部分。其音乐系统关注一组仪式乐歌在具体仪式中的目的性和制礼作乐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权力和威望,而《诗经》文本系统则更加注重诗义的阐释,这与当时外交辞令中语言运用的功能性密切相关。

文化翻译观视角下《诗经》中服饰英译的得与失

《诗经》文本中的服饰描写蕴含深刻的文化内涵。为研究《诗经》中服饰英译的得与失,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以许渊冲和理雅各译本(许译本、理译本)为语料,将文本中的服饰描写分别置于家庭、社会、战争、情感、习俗文化语境中进行对比分析,探究两译本在服饰文本翻译中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两译本未在文化语境中进行服饰文本翻译,对服饰文化的阐述均存在缺失。许译本存在因音韵、意象牺牲服饰文化内涵的实例;理译本则偏重直译,仅实现字面对等。该研究将文化翻译观引入服饰文本翻译,以期为服饰文本翻译提供参考,同时进一步促进文化翻译观的理论研究。

守正创新:苏轼的《诗经》学思想新探

苏轼在《问<小雅>周之衰》和《既醉备五福论》中间接表达了基于《诗经》学术问题而形成的观点,其思想兼具守正与创新。在汉唐学说影响下的苏轼形成了对《诗经》基本性质、重要命题等内容的理解,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部分。苏轼文章善发议论,高倡“人情”,强调《诗经》的文学属性和通经致用的儒家传统,既是“三苏”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在北宋初年新旧学术交流碰撞的浪潮下文人学者的思想变化,为研究当时《诗经》传播、接受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以《既醉备五福论》为代表的议论文章也具有独特的《诗经》学文献价值。

《左传》所引《诗经》的音乐形式、结构与组合考

《左传》所引《诗经》是“歌诗”“诵诗”“赋诗”,均可归为声乐的诗乐形式。“歌诗”重在歌唱,多作礼制仪式用乐,由乐工表演,歌唱时有瑟作伴奏。“诵诗”与“赋诗”重在“吟咏”。这些乐诗涉及《诗经》中的《风》《雅》《颂》,而以《风》《雅》诗篇为主。从其唱词分析,《风》《雅》乐诗歌曲结构趋同,显示出俗乐对诗乐结构的影响。结合各类乐诗的组合使用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礼乐用《诗》的等级规制已被打破,呈现出礼乐发展的衰迟之势。

宋元之际《诗经》名物训诂的风格转变——以黄震与许谦为例

黄震与许谦生活年代相近且同为朱门后学,通常被学界视为同一学术共同体。然而,以二人的《诗经》名物训诂研究为中心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宋末的黄震大胆捐弃旧说,回归文本,将情理自洽作为最高训诂标准;元代的许谦则以吸收借鉴前人注疏成果为要,鲜有己见。此种从大胆求新到守成平实的训释风格的转变,反映出当时经学研究由宋代多元局面向元代单一“宗朱”倾向的过渡,其根本原因在于宋学变革自立的精神被新的学术保守主义所取代。

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浅谈《诗经》中饮食器具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的历史,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史料。全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共三百零五篇。《诗经》记载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真实地展现了周代各个阶层的社会风貌。《诗经》记载的饮食器具十分丰富,如鼎、俎、笾、豆、簋、尊、爵、斝、罍、兕觥等,它们不仅作为器具使用,还体现着当时尊卑、中和、礼仪等文化内涵。

《诗经》与山水之助

《诗经》作为中国早期的儒家经典,流传两千余年而生生不息,山水之助是其经典性的重要成因。《诗经》多以山水为重要意象,诗人通过对山水起兴隐喻功能的运用,将个体自然人性、人生与社会多方面内容融入其中,创作出一系列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的经典意象与话语,熔铸成《诗经》丰富的人文价值,并成为《诗经》经典性的内核,体现了人文价值与自然山水的交融共生。这种经典性在屈原《离骚》中获得代兴,形成中国文学《诗》《骚》并举的局面。六朝时期随着文学的自觉,诗歌的发生与创作转向人生与内心世界之中,诗歌的经典性获得重新构建。

论《诗经》中以传承典范为目的的乐歌书写

《诗经》的结集过程延续数百年,其间《诗经》的礼乐教化功能日渐明显,因之有些需要被传承的典范理念、行为规范等便被创作为乐歌收入《诗经》中,以借助《诗经》的经典地位达到传承教化的目的。目前所传《诗经》文本中的有些篇目体现了《诗经》创作编辑过程中对某些典范理念的传承式书写。如《载芟》《良耜》重在强调传承重农传统,《七月》《甫田》《大田》重在展现农业生活规范和准则,《楚茨》《信南山》偏重于强调祭祀仪式的规范及亲备祭品以示诚敬的祭祀传统,《宾之初筵》则着重强调燕飨仪式场合的饮酒规范和限酒传统。此类乐歌的存在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诗经》在周代的礼乐文化承载地位,另一方面也为后世相关礼乐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