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西传”背景下《中华帝国全志》对《本草纲目》的选译

《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译述的《本草纲目》开辟了中医药文化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先河。在“中学西传”背景下,译者以宗教和科学交流为出发点,采取删减、改写、增添文本内容的翻译策略,展现了明清时期中医药文化在西方传播的最初面貌,还原该译本的译介过程对当前中医“走出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草纲目》早期译介研究——以《中华帝国全志》为例

从译介学视角出发,对以《中华帝国全志》为代表的《本草纲目》早期译介活动进行研究。以《中华帝国全志》最早英文全译本“凯夫版”为蓝本,探讨其“译介内容”及针对“译介受众”所采用的“译介策略”,并简述“译介效果”。在译介过程中,“译介主体”为了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需求,通过“译介内容”的选取及“译介策略”的应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本草纲目》早期译介的成功得益于各译介要素间的互动与博弈,为当代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医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借鉴。

试论《中华帝国全志》在传播中国地理方面的意义

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编辑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首刊于巴黎。作为17、18世纪西方人看中国的阶段性集大成之作,《中华帝国全志》在传播中国地理方面,在继承前辈传教士汉学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步。这些进步既源自传统领域(地图、诸省)新素材的积累、新研究的深入,也源自新领域(周边民族)的拓展,书中的不少内容正昭示着西方早期汉学发展的某些趋向。

明清耶稣会士译编中华哲学在法国的传播策略研究——《中华帝国全志》对《四书》译编删改现象之分析

明清时期,欧洲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同时将中华古代典籍的译本与解读发往教廷,中西方文化得以相遇。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神甫杜赫德将关于中国的百科知识编纂成册,在巴黎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四卷本百科全书,在欧洲开启了“通过中国人的著作了解中国”的汉学研究之先河。彼时耶稣会士在向当时的法国社会阐释中国儒家文化经典《四书》时,采用了具有鲜明身份取向与时代特点的文化改写模式,其对中华古典哲学思想的输出与传播范式,可为当今中国文化经典的外译与传播提供点滴参考与借鉴。

《中华帝国全志》：欧洲思想家关于中国知识的源泉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大书，书名很长，英文版译为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Natural as well as Civil） of Those Countries.一般简称为《中华帝国全志》。编著者名叫杜哈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是巴黎的耶稣会士。

马若瑟《诗经》译本与“礼仪之争”

1735年,欧洲最早的《诗经》节译本收录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出版。本文结合“礼仪之争”事件解读该译本,指出作为“索隐派”代表人物,译者马若瑟试图在《诗经》与《圣经》的信仰世界间架起桥梁,证明中国古代文化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联系。同时,为捍卫耶稣会传教士在“礼仪之争”中的立场,他还不惜改变译文内容,并通过副文本塑造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相容性,从而向欧洲传播了一个符合耶稣会利益的中国形象。

18世纪以来《农政全书》在英语世界译介与传播简论

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译版出版,其中译述了《农政全书》中的《蚕桑》,这是《农政全书》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1849年,肖氏翻译了《农政全书》中的《木棉》主体内容,发表在《中国丛报》上,这是《农政全书》在英语世界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翻译。译文基本准确再现了原文内容,删减和误译之处甚少。1984年,白馥兰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第2册《农业》出版,首次用英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农政全书》。

《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的编绘

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神甫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包含了法国地图学家唐维尔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改绘的中国地图。此外,唐维尔利用的材料还还包括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以及法国在华传教士张诚、宋君荣等人的研究成果。因此,《中华帝国全志》所附中国地图比康熙《皇舆全览图》更加准确,对于18世纪欧洲的中国地理观念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说苑》《新序》德译节选本初探

《说苑》《新序》德译节选本最早见于德文本《中华帝国全志》。该节选本译文忠实还原法文原本,但篇幅量不及《中华帝国全志》法文原本,计有论“政”故事十则,论“节”故事一则。19世纪初,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编撰文化辑刊《阿德剌斯忒亚》,其中增补《说苑》《新序》论“谏”故事四则。《说苑》《新序》以短篇故事形式进入欧洲文化圈,德译节选本的推出满足了德语区普通读者的知识需求,同时体现了德语转译者的学术兴趣。

《中华帝国全志》成书历程试探

本文尝试考察汉学巨著《中华帝国全志》编者杜赫德与传教士供稿者的情况以及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追索促使该书编行的因素,回溯多变的成书经过。经研究发现,汇集了百余年间入华天主教传教士中国论说的《中华帝国全志》诞生于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引发"礼仪之争"、教会系统内部派别缠斗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其编行既根源于政治动因,也有着学术追求,编者与供稿者的分歧与妥协也影响到成书的样式。在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该书逐步形成了四卷本百科全书式的规模。

浅谈《中华帝国全志》对《本草纲目》的翻译与传播

由法国传教士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摘译了《本草纲目》的部分内容,对《本草纲目》在欧洲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梳理《中华帝国全志》对《本草纲目》所载药性理论以及16种药物的摘译,进一步探讨此书编者选译16种药物的原因,分析《中华帝国全志》对《本草纲目》流传欧洲发挥的重要作用。

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编撰缘由和原则

译者按:法国著名汉学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神父编撰、于1735年出版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简称《中华帝国全志》),是一部全面详实地介绍中国地理、历史、文化、医学。

礼仪之争与《中华帝国全志》对中国典籍与文学的译介

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在中学西传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书中选译的《诗经》诗篇、元杂剧《赵氏孤儿》和三部选自《今古奇观》的短篇小说成为18世纪早期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主要途径。同时,《中华帝国全志》的出版也是耶稣会在礼仪之争中为扭转不利局势而进行的一次重要努力。在选择翻译对象时,耶稣会士精心挑选中国文学作品来宣扬其立场,为自己在礼仪之争及道德神学之争中的观点进行辩护。中国文学也通过《中华帝国全志》走向西方,在18世纪欧洲引发了改写热潮,推动了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在西方的传播。

中国传统脉学著作在18世纪法国的传播——以《中华帝国全志·脉的奥秘》的研究为例

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将中国脉学理论传到欧洲,其代表作品有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译本《脉的奥秘》。关于《脉的奥秘》的中文底本,学者已指出是明代张世贤的《图注脉诀辨真》,但实际上底本不止此书。本文根据中西文献,通过文本对比,不仅明确了《脉的奥秘》与《图注脉诀辨真》的对应关系,还通过对中国脉学著作的系统考察,考证出清代沈镜的《删注脉诀规正》是另外一个底本;最后简要论述了《脉的奥秘》在法国的流传和影响。

18世纪欧洲学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解读——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法国神甫杜赫德出版了巨著《中华帝国全志》,把王安石及其变法介绍给欧洲学界。《全志》对王安石的讨论是在宗教辩论的背景下展开的,杜赫德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述充满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又掺杂着南宋以降中国官方史书中居主导地位的历史观作为一个个案,它清楚地表明欧洲早期汉学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读是在宗教因素的宰制下完成的。《全志》在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地将宋代文献介绍给欧洲知识界,其基本观点和文献基础奠定了此后近两个世纪内欧洲学界对这一问题看法的基调。

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眼中的中国瓷器、中国人教育孩子的方法及其他:《中华帝国全志》节译

中华帝国全志》是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最为宏大的介绍性作品之一,作者杜赫德从未到过中国,通过参考二十多位耶稣会士的手稿及印刷作品,编成此书。其内容并非庞杂的"百科全书",在广泛涉猎欧洲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各种话题而又注重兼顾客观立场的同时,作者选取的多为在当时看来中国的先进方面。这与各位写信给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的初衷并无二致:宣传中国的优势与先进,宣扬中国人的智慧与道德,最终希望赢得多数欧洲人对于中国传教事业的支持。本书共四卷,每卷四至五本,凡约二百多万字,以多介绍、少评论的方式描述了中国及其满洲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政治、医学、文学、教育、工艺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有些部分乃是直接从中文书翻译成法语,并配有多幅地图和插画,对于研究当时的中国与其满洲鞑靼地区的情况具有极高价值。其中文译本在北京大学亚非学院杨保筠教授的主持与率领下已基本完成,现处于审校阶段。本次节选第二卷的一部分,分别介绍了中国瓷器、毛笔、印刷术、书籍装订以及中国人教育孩子的方法。

西方早期汉学对宋代中国“重文轻武”形象的构建——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法国杜赫德神父出版了巨著《中华帝国全志》,对宋代中国的文治武功进行了描述。在他笔下,宋朝统治者崇尚文化、尊重知识、敬重知识阶层,引导国内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杜赫德记载了宋朝君主"敬孔"的种种举措,一方面将之作为宋朝重视文治的证据,另一方面论证祭孔完全是一种世俗性的活动,为处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耶稣会辩护。杜赫德指出宋朝君主"重文轻武"的特点,在涉及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战争时,对宋朝多方回护,不愿过多渲染"中国"在对外战争中的颓势,以免有损于其光辉的帝国形象。他努力勾绘出这样一幅图景:宋代处在文人学者的统治之下,所发生的战争都是迫不得已的,贤士大夫们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反对战争扩张。杜赫德在欧洲知识界确立了一个爱好和平、不尚武功的宋朝形象,他对宋朝的描述充实了欧洲知识界的思想,使宋代中国成为反衬欧洲社会的一面镜子。

《诗经》的英译——写在“大中华文库”版《诗经》即将出版之际

《诗经》是在18世纪以后才开始被译成西方语言的。法国汉学家杜赫德（Jean Baptistedu Halde）在《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de I’EmpiredelaChineetdela Tartarie Chinoise）第二册中收录了马若瑟（Josephde Premare）所选译《诗经》的“天作”、“皇矣”和“抑”等8首，在1736年和1738年分别由布鲁克斯（R．Brooks）和凯夫（E．Cave）转译成英文，英语读者由此最早接触到了其中收录的《诗经》。

2015傅雷翻译出版奖十部入围作品出炉

2015年9月23日上午,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就法语原著的文笔和中文译者的译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从四十余部参评作品中选出了十部入围译著,著名文学翻译家、评委会成员蒲皓琳女士宣布了入围结果。这些入围译著的原作者中有茨维坦·托多罗夫、菲利普·索莱尔斯、费朗西斯·雅姆等不同风格的作家。2009年。

西方中国形象成因的复杂性初探——以17、18世纪英国旅华游记为例

从17、18世纪旅华英国人所塑的中国形象来看,其情况是复杂的。在从1637年英国威德尔商船队首次进入珠江到1793—1794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160余年的时间内,至少出现了三种类型的中国形象:有贝尔对中国几乎所有方面的赞美;有安逊和巴罗对中国几乎全盘的否定和抨击;但更多的是像芒迪、钱伯斯、诺伯尔、马戛尔尼等人那样对中国亦褒亦贬,进行较客观理性的呈现和分析。而且每一种形象,均会有人注意到不同的侧面和层次,由此引出各自不同的评价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