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情歌与苗族情歌的婚恋文化再探

考察《诗经》情歌与苗族情歌,我们惊讶地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有着相似的婚恋习俗,情歌与宗教、祭祀活动相结合,大胆开放的情爱文化,女性意识强烈等等,这也是民俗文化的传承性在民间情歌中的表现。古老的情爱文化艺术焕发出强烈的现代魅力,引导着人们的文化回归情结和审美回归情绪。

《诗经》情歌与钦州情歌比较研究

钦州汉族情歌与《诗经》情歌一样,都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但地域的不同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表现形式看,《诗经》情歌体现出阴盛阳衰的特点,钦州汉族情歌则是阳盛阴衰;从艺术形式看,《诗经》情歌篇幅较长,多以重章叠句出现,钦州汉族情歌则篇幅较短,多以双关谐音出现;从语言上看,《诗经》情歌用语雅致,没有方言特色,钦州汉族情歌用语通俗,体现鲜明的地方色彩。

《诗经》情歌与《仓央嘉措情歌》比较研究

《诗经》情歌与《仓央嘉措情歌》分别是汉藏两族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民间情歌。尽管二者时隔甚远,流传地迥异,但它们都具有群众性,各自为汉藏民众所喜爱,并且蕴藏着汉藏两族不同的情爱元素和民族文化信息。文章从思想内核、题材内容和风格特征等方面,探讨《诗经》情歌与《仓央嘉措情歌》在艺术追求上的民族特色以及两者艺术个性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诗经》情歌人物形象塑造的高超艺术手法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有着非凡的艺术成就,其中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诗经》以前,虽然也有诗歌存在,但还谈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诗经》情歌人物形象的塑造就诗经时代而言,它的艺术手法是相当高超的,表现为:心理活动的描写、撷取典型的生活场景、简洁的对白和鲜明的对比。

建国以来《诗经》情诗研究概说

情诗是“三百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深受人们重视。本文试图对建国后(至1984年止)的《诗经》情诗研究作出简单的述评。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个时期研究的成就,不足及其在《诗经》研究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先来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上和“五四”以后的研究状况。 由于情诗言情,为封建道学家之大忌,所以对它的认识也就成为经学史上一大公案:自汉至清众说如林,喋喋聚讼不休;考据辨义,卷帙浩繁,足以令人跟花缭乱。但就基本观点来看主要不外以下三种:一种以《序》、传、笺和正义为代表,他们完全不承认有什么情诗,通过历史化的方法将情诗歪曲得面目全非,即把情诗作为与之全不相干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写照,以诗附史,妄生“美刺”。第二种以宋代的朱熹和王柏为代表,他们主张凡情诗皆涉淫。第三种意见以宋代的王质和清代的崔述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