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八股”时文观考论——兼论《说书》文本的真伪

李贽并非八股文大家,然而他有关八股文的观点对八股文及其与古文的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李贽的《说书》不是八股文作品,但具有八股文的文体特征,被认为是“以时义诠圣贤深旨”,李贽将其视为自己的代表作之一。然而《说书》文本内容至今仍存争议,李贽的“八股”时文也仅存残篇。因此,我们在辨析李贽《说书》文本真伪的基础上,根据李贽有关八股文的观点以及残缺的八股文作品,尝试论析李贽的“八股”时文观。

李贽《说书》的文体辨析

《说书》是晚明思想家李贽的重要著作之一。有些学者认为《说书》的文体是八股文,并以此为据分析李贽对科举的态度。李贽《焚书》等有关文献对《说书》的描述显示《说书》的文体不似八股文。参照李贽《童心说》以"童心"作为肯定八股时文的前提,分析李贽的科举经历以及晚明士人的心态,结合《说书》的创作时间以及李贽本人的八股文创作能力,并依据《说书》现存篇目的文体形态、《澹生堂藏书目》等目录学著作的归类和顾大韶等人的评论,可以肯定《说书》的文体形态为"说书"。李贽的《说书》应该是以文体命名的。《说书》文体形态的辨析有助于研究李贽对科举的态度,进而研究李贽的儒学思想、文体学思想、心学思想以及文学思想。

论戴侗《六书故》对《说文》研究的价值

本文简述元代戴侗《六书故》的特点,重点讨论《六书故》引用唐本《说文》解释文字时对《说文》研究的价值,评价戴氏批评许慎字形分析和词义解释时对《说文》研究的帮助和借鉴作用。本文认为戴氏所引唐本《说文》,具有一定的版本学意义,能帮助纠正大徐本《说文》在分析字形和释义方面的错误,但大徐本集诸本以校勘,自有其善处,故戴氏所引唐本,不一定每条都胜于徐本,当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选择。戴氏在书中多次批评许慎,其正确者有助于校勘、解释《说文》,其不正确者可作为他山之鉴。

浅议假借造字兼及“三书说”

文章通过对假借的分析，将其分为假借行为和假借造字两种情况，指出前者为用字法，后者为造字法，并校正了以往“三书说”对假借分析的不足，赋予“三书说”以新的含义。

风说书的世界--异域风闻所见之明清鼎革

“风说书”是日本江户幕府儒官林恕(1618-1680)及其子林凤冈(1644 -1732)所撰《华夷变态》一书所收的主要内容。所谓“风说书”是唐通事或荷兰通词对赴日商船进行问询后采录并上呈江户幕府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内地、东南亚乃至欧陆各国的动态报告。

实践中的笔墨与造型的完美统一——重读方增先《说红书》

中国人物画最后一个高峰出现在宋代,之后一直成衰落之势,然近一百年间,中国学院派的兴起给凋敝的人物画注入新的活力,乃至又现新的荣光。其中分为南北两座高峰,北方为"徐蒋"体系,代表人物以中央美院为核心的徐悲鸿、蒋兆和等艺术家,他们用西方写实绘画来改造中国人物画,引领了水墨人物画写实创新的潮流;南方以浙江美院的"浙派五老"为核心的有西画基础的人物画家,他们在潘天寿及一批传统中国画家的观念与技法指导下,融合中西绘画,达到了改良中国人物画的作用,产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影响,其中最校佼者为方增先先生。

《六书故》引唐本《说文》“械”篆试析

明清以来 ,治《说文》者屡次转引戴侗《六书故》中所引的唐本《说文》来考释文字。可见《六书故》所引唐本《说文》有其重要的文字学价值。通过考证 ,认为《六书故》引唐本《说文》“械”篆的“或说内盛为器 ,外盛为械”非许慎《说文》之原说解 ,只可作训读《说文》之佐证。

《六书略》反切的来源问题

《六书略》音注来源问题关系到对其语音性质的判断,是进行音系研究的基础。在统计、比较《六书略》反切的基础上,认为《六书略》音注来源于多种韵书,包括来源于《类篇》,但《类篇》不是其唯一来源。

先唐时期子部小说定位问题探赜

子部小说,是指在古代目录学著作中著录于“子部”小说家中的小说。先唐时期,著录小说最为重要的史志目录为《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从《汉志》到《隋志》,先唐史家在学术建构中对小说的定位出现较大变化:在儒家经学和政教秩序的体系之内,小说从边缘走近中心;在书目归类和书目内容上,小说变驳杂而精细。这一变化是《隋志》对“小说”的调整重构,也是先唐时期小说观念不断更新,学术体系日渐明晰的结果。

从出土汉代文字材料论“新莽六书”的层次和性质

从出土实物材料和文献记载看,《说文解字·叙》里提到的"新莽六书",不是"秦书八体"那样的考课内容,而是汉代学者对当时可见文字书体的归类。"新莽六书"内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古文和奇字,已经是当时不再大规模使用的字体;二、篆书和佐书,是汉人日常使用的文字;三、缪篆和鸟虫书,则是汉人的艺术字,仅仅出现在部分玺印、铜器、瓦当等材料中。介于六国古文和隶书之间的小篆,是许慎作书时必然要选择的字形载体。故而,许慎需要在《说文解字·叙》中将篆书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尤其是在"秦书八体"之后再论述"新莽六书",强调了篆书在汉字发展演进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以此说明他书中"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论李贽的八股文观及其实践

李贽在《童心说》中将八股文视为能够寄寓"童心"的"天下之至文",是由他的八股文观所决定的。李贽的这种八股文观,指的主要是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无须仰人鼻息、不必谨守程式以至因文害意的"场下之文"。利用这种"代圣贤立言"的"场下之文",或顺题发挥,或屈题从己,二者均可以抒发胸臆、寄寓"童心",而后者在思想史上和阐释学上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李贽以《说书》中的四十四篇八股文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寄寓自己的思想和学问。

段玉裁的古音体系及其对方音的态度

段玉裁古音体系体大思精,《六书音均表》即是段氏潜心商订的古音学力作,形成了段氏古音学的完整体系,但是书中几乎不提方言,而是用合韵说解释异部相押。事实上,段氏并非没有方音观念,其拒斥方音完全是出于维护同质性理想化古音体系的考虑,"今韵古分十七部表"就是其同质性理想化古音体系的重要显现。然而,同质性理想化的语音体系会导致古音体系的严重缺陷,如:韵类关系古今无变、在今音中寻求古音音值、拒斥以个别字的流变审取古音的方音说。

说“书”

书是什么？ 有人说：“书，是清澈的溪流。有人说：“书，凝聚着万千精彩。”

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

“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即用西方小说标准衡量中国小说的批评观念与方法在 2 0世纪十分流行 ,本文首先梳理了这一现象的背景与流变 ,指出持此种批评观念的早期学者在中西小说及小说理论方面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双重欠缺 ,由此导致的角度偏差直接影响了小说观的科学性与小说史观的准确性 ,进而分析了它所造成的文体偏见与正面效应 ,强调建立符合中国小说实际、又具有现代思维特点的小说观及小说史观是一个紧迫的学术课题。

明代公案小说:类型与源流

明代公案小说是晚明兴起的一个小说类型。它以清官决狱断案为主题,以状词、诉词和判词为叙事结构骨干。它是文学,同时又具有诉讼实用功能。公案小说来源于法家类“珥笔书”,是晚明文化普及浪潮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