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极简主义看《说是》主题

极简主义原指美国20世纪60年代新画派画家用简单几何线条消泯画面深层含义的绘画尝试。广泛运用到文学界是在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创作的短篇小说大受欢迎之后。作为卡佛同时代的作家,托拜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在其作品中也经常运用此手法。本文通过对短篇小说《说是》中极简主义的分析,指出小说的主题是看似美满幸福的婚姻实际暗藏着危机,缺乏了解对婚姻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并呼吁人们去真正了解自己的爱人。

曾运乾“转注说”述论

曾运乾的《说文转注释例》是一篇探讨“转注”学说的长文,该文提出“建类一首”的“类”是“声类”,“首”是“部首”,在此基础上把转注分为建类加形与建类加声两大类,进而构建了曾氏的转注学说体系。曾运乾研究转注遵循了形音义统一的原则,对于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具有启示作用。其转注研究突破了文字学的界域而深入到词义、音转等领域,为转注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转注学说注入了新内容,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仰山铸铜夯国学之基石煮海为盐润绝学之余晖——胡安顺教授《说文部首段注疏义》评介

《说文部首段注疏义》博采輓近学者之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成果,疏通阐证段玉裁《说文解字》部首之诠释,纠绳其失,补所未逮。该书材料详备,引证弘富,奄有众家之长,卓识宏议,无一懈笔,充分发扬了古人“仰山铸铜”之治学精神。

《说唐三传》三种蒙古文译本比较研究

国内外所藏《说唐三传》三种蒙古文译本各有千秋,三者在章节结构、章节目录、情节叙述等方面的差异亦较可观。据考辨,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凉传》是改编程度最大的译本;辽宁省阜新市蒙医药文化博物馆所藏《大唐西凉传》虽有改易情节,但相较而言,是最接近汉文原著的译本;鄂尔多斯市图书馆所藏《大唐平定西凉传》改编程度在三者之中,是翻译较全、存藏较完整的译本。《说唐三传》几度被翻译成蒙古文,足以可见其深受蒙古族读者喜爱。

《说苑》《新序》德译节选本初探

《说苑》《新序》德译节选本最早见于德文本《中华帝国全志》。该节选本译文忠实还原法文原本,但篇幅量不及《中华帝国全志》法文原本,计有论“政”故事十则,论“节”故事一则。19世纪初,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编撰文化辑刊《阿德剌斯忒亚》,其中增补《说苑》《新序》论“谏”故事四则。《说苑》《新序》以短篇故事形式进入欧洲文化圈,德译节选本的推出满足了德语区普通读者的知识需求,同时体现了德语转译者的学术兴趣。

《说苑》劝谏言语行为分析

刘向作《说苑》“以著述当谏书”,其创作目的就是劝谏皇帝,所以书中的劝谏内容是最能体现“谈说之术”的言语行为。通过对《说苑》中劝谏言语行为的分析,可总结其劝谏技巧,剖析其意义价值。由此而知,无论是直谏还是讽谏,都应以“善说”为原则。《说苑》的劝谏观既体现了以“明君重谏”为主的受谏态度,也体现了“君子敢谏且要讲究技巧和适度原则”的劝谏态度和技巧。

从韵文和谐声看朱骏声的泰部独立说

本文讨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泰部独立的韵学思想。通过“履泰合用:(履部独用+泰部独用)”方法统计履部、泰部的谐声字组和韵段,我们发现履部和泰部在不同的音韵材料中音韵关系不同:履泰合用诗经韵文占9%,群经韵文占38.67%,谐声字组占54.08%。这表明诗经韵文中的泰部独立性最强,朱氏泰部独立的主要依据是诗经韵文。

论《群书治要》所引《说苑》之校勘功能及其“治要”意义

刘向编撰《说苑》,目的在于言政事得失,并以旧事为戒。全书有二十篇,首两篇分别题为“君道”与“臣术”,则全书乃与治国相关明矣。卢文弨《新校〈说苑〉序》:“此书之言治术略备矣,人主得此亦足以为治矣。”其书主题与唐人魏征等所编《群书治要》之昭德治国,盖亦有所相合。《说苑》全书可分845章,《治要》援引其中38章,占全书4.5%。文章以《群书治要》引用《说苑》为主题,先从文献学讨论如何利用诸本《治要》校勘今本《说苑》,复就《治要》援引之文分析其选录《说苑》之原委,讨论《治要》摘取《说苑》篇章与“治要”之关系。

《说林上》篇义及其双寓言说理结构初探

《韩非子·说林上》由多则寓言组成,故事取材范围相当广阔,学界对其内容性质、于全书意义一直存在争议。文章认为《说林上》的内容有明确的主题,其寓言依主题分类列出,形成有层次的寓言群,与《内外储说》的编排方式接近。此外,本篇经常合二事以表一义,这种说理结构与韩非爱用对句的特点正相对应。可见《说林上》内容自有其逻辑思路,并非毫无条理、随意堆砌而成的篇章。

刘向《说苑》的语用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探析

《说苑》中的“善说”是善于谈说的语用概念,是能很好地运用语言实现言语行为目的的“谈说之术”,也是刘向语用思想的核心。其语用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传递文化精神,言语表达注重身份、语境变化,多种修辞手法灵活运用。应当挖掘《说苑》中的语用文化和语言艺术,赋予中国优秀的语言艺术以现实意义。

基于“三层级阅读教学理论”的教学研究——以《说“木叶”》为例

以释义层、解码层、评鉴层为核心内容的“三层级阅读教学理论”是对语文阅读教学的有效探索,它将文本阅读分成三个层次,帮助学生由浅入深地理解阅读文本。本文在概述“三层级阅读教学理论”含义及价值的基础上,以《说“木叶”》的阅读教学为例,促进对文本的深度解读,提高语文阅读教学的有效性及专业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归纳了“三层级阅读教学理论”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

《说文浅说》初探

《说文浅说》是晚清学者郑知同探讨“六书”的专书,蕴含了郑氏丰富的“六书”思想,反映了其研究方法和治学理念,是最能反映郑氏“六书”理论的著作。该书是研究清代“六书”学体系和郑知同学术成就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史价值。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初探——以《说木叶》教学为例

新课标对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高中语文教师应顺应教育改革的新趋势,积极转变思维,充分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创新教学思路,引领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不断提升语文核心素养。以《说木叶》教学为例,探究新课标理念下高中语文教学新模式,以期有所借鉴作用。

壶关方言断言性话语标记“不是说嘞”研究

壶关方言中,“不是说嘞”属于断言类话语标记。在会话中,“不是说嘞”只能够出现在回应序列的开始或中间位置;在功能上,其具有断定、称赞、自我肯定、贬斥、示诚的功能;在地域分布上,河南省是“不是说嘞”的集中分布地区,而由于方言接触的影响,其他与河南省毗邻的地区也有分布。将“不是说嘞”与西南官话中的“不是说”进行对比,发现“不是说嘞”断言义的浮现是受其递进语用模式的影响而产生的,其表达的语义为“不(仅仅)是说Z,而是事实上就是Z”。

胡仁乌力格尔对汉文小说《说唐全传》的蒙古演绎

胡仁乌力格尔是蒙汉文学艺术交流的结晶,是中国各民族文学文化互鉴融通的范例,其既展现了汉文小说对蒙古族文学的影响力,也体现了蒙古族对汉文小说吸收和消化的能力,以及其间蕴藏的美学情趣和创造精神,对引导中国各族人民生动而深刻地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具有独特的价值与示范作用。布仁巴雅尔说唱的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按照蒙古族民间叙事传统的惯例对汉文《说唐全传》的结构体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根据蒙古族的社会风俗、日常生活经验及审美情趣重构了汉文“说唐故事”的叙事资源,使其说唱的人物和情节内容具有鲜明的蒙古族文化特点和审美特色,为汉文小说在蒙古族民众中的传播与接受注入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现实依据和文化支撑。

话语标记“不是我说”:从“辩解义”到“预设义”

对话语标记“不是我说”进行历时考察,可以揭示“不是我说”的会话模型及其演变。意义方面,“不是我说”由“辩解义”向“预设义”发展;在形式上,“不是我说”来源于“不是+小句”结构形式,并由“不是我说X话”演变成“不是我说”。从会话模型的演变推断出话语标记“不是我说”的形成动因是主观化及交互主观化。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探析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是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维摩诘经》玄奘译本的注疏。该经疏从头至尾对照玄奘和罗什两个译本,对旧译本的阙误不足以及两译的辞别义同之处均予以了详尽分析。该疏依慈恩宗的判教理论把《维摩诘经》同时判摄于空宗和有宗,批驳了该经唯属于空宗的观点,并以慈恩宗的四重二谛之说结合经文,给出了判摄该经于有宗的理由。《说无垢称经疏》另外一大特色在于窥基依清辨、护法二师的古注,同时以空有二宗的理论并行阐释大部分经文,这对于精研经义、探讨空有二宗的理论异同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各派对《维摩诘经》进行了判教,窥基也对中观唯识二宗义理进行了会通。

“谁说不是(呢)”的话语立场表达探究

现代汉语中,“谁说不是(呢)”常常出现于互动会话语境中,通过所构建的话语立场行为表达言者肯定的态度立场。“谁说不是(呢)”属于回应性成分,表达立场主体2对立场主体1的相对赞成或相对不赞成,在不同话语环境中所体现出的赞同、确认、接受和反驳功能反映在认同度上形成一个连续统。在“谁说不是(呢)”立场表达中,两个立场主体通过“评价”“设置”和“认同”三个子行为实现趋同或趋异立场构建,交互主观性在此过程中得以浮现。

一部充实而有价值的著作——新书《清乾嘉时期的〈说文〉学与篆书创作》评介

《清乾嘉时期的〈说文〉学与篆书创作》,杨帆著,2022年5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全书45.9万字,共5个章节,分别是“清初的《说文》研究与篆书创作”“乾嘉时期的《说文》学对篆书创作之影响”“乾嘉时期《说文》学者的篆书创作”“邓石如的《说文》研究与篆书创作之得失”“以《说文》为本的他类篆书创作”,以此论述清乾嘉时期《说文》学的兴盛与篆书创作之关系。

从《说文》非“古文”类异体看《集韵》异体的来源

以自建《集韵》EXCEL数据库为依托,穷尽考察了《集韵》明确征引《说文》的韵字字头包含的异体与所引《说文》包含的非“古文”类异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得出《集韵》编者在明引《说文》时,往往连同《说文》非“古文”类异体一并收入,《说文》非“古文”类异体亦是《集韵》异体的重要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