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集解·蜀书·诸葛亮传》勘误

作为《三国志》注解的集大成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对于《三国志》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三国志集解》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将学界对于《集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整理本《集解》在句读、专名号标注以及匡正原书错误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诸葛亮传》是《蜀书》中陈寿着墨较多也至为关键的一篇,对《集解·诸葛亮传》的校勘整理就显得尤为紧要,现以整理本《集解》为底本,将卷35《蜀书·诸葛亮传》中的一些疑误之处胪列于下,以资读者和整理者借鉴。

《读史纠谬》对《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评断

牛运震在《读史纠谬》卷四中对《三国志》的编纂体例、史实真伪、观点高下等做出具体的指陈,特别是结合《诸葛亮传》及有关诸葛亮的事迹,评断史法得失、史文曲直、史体是非、史实正误、史识短长。通过这些论断,可以管窥其史学批评的风格和特色。

从蜀人对诸葛亮认识的转变 看“郭冲五事”真伪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载有郭冲所述诸葛亮隐没不闻于世的五事,裴松之认为五事皆为妄说,逐一驳斥。就刑法峻急一事而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刘备初入蜀地,诸葛亮使用严刑峻法治蜀,加之连年征战,蜀地人民的确苦不堪言。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政权的统治政策已有所调整,蜀人对诸葛亮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宜用后来善政的评价否认之前的严苛。蜀人相贺一事也反映出蜀人对蜀汉集团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而非一成不变,同样不宜用后来者的眼光看待。随着蜀汉统治政策的调整,蜀人对蜀汉集团及代表者诸葛亮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郭冲所述五事之一、四、五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宜轻易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