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典範下的清代《穀梁》學

惠棟確立的“漢學”典範爲清代經學之主流,不泥於今、古文之分,關注範圍絶不限於“東漢古文學”。若聚焦於“漢學”的影響,可勾勒出清代《穀梁》學從“古義”到“新疏”的發展趨勢。惠棟之後,邵晉涵、洪亮吉、馬宗璉等乾嘉學者頗承其風而考輯《穀梁傳》之兩漢古義,可惜未能成書傳世,因此迄道光九年《皇清經解》刻竣爲止,《穀梁》學尚無專書。經阮元呼籲,許桂林、侯康、柳興恩等相繼而起,累積出具體成果,鍾文烝、廖平兩家之新注新疏,尤具代表性。由於殘存的古訓遺説缺略鮮少,且“漢學”亦有其局限,鍾文烝乃轉而漢、宋兼採。廖平時,面臨晚清常州今文學的挑戰,致力於區分今、古文之學,治經又進一步逸出惠棟之藩籬,然而爲《穀梁》撰寫的新疏仍“志在復明漢學”。

柳興恩《穀梁大義述》述略

柳興恩《穀梁大義述》是第一部試圖建構一個完整的《穀梁》學體系的著作。柳興恩始撰《穀梁大義述》的時間存在兩説,自述與後人之説不合。通過梳理史料,可以發現《穀梁大義述》始撰于道光十八年居喪之時,而非道光八年劉寶楠等人約而治經之舉。而這一時間及其自述,也解决了柳興恩治《穀梁》的緣起,即始于對'《春秋》何以始乎隱'的考察,進而得出'《穀梁》善于經'的結論。而'《穀梁》善于經'的提出,也促使柳興恩進一步考察《穀梁》學史,建構《穀梁》學體系,這也是《穀梁大義述》的旨趣于核心之所在。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西汉今文学、古文学、小学的共同研究

本文从今文学、古文学、小学三个侧面论述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的相互关系。认为西汉今文学、古文学在为统治政权服务这点上并无实质性的分歧 ,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