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的计划生育:两种含义和两个30年

计划生育是毛泽东在1956年前后所创造的一个新词汇,意指计划经济中与政府生产计划相联系的家庭生育计划。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计划生育常常在两种含义上被使用,一是工业革命以来逐渐盛行的避孕和节制生育,二是指目前我国实行的政府根据计划或政策向各个家庭分配生育指标的现行计划生育制度。共和国60年的计划生育恰好可以按照这两种不同含义划分为前后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即1949—1979年,是我国逐步建立和强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新生政权把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出现的避孕和节育要求当作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和民主权利,积极调整和改变传统的相关限制性的规定,并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开倡导和支持的避孕和节制生育制度。第二个30年即1979—2009年,是党和政府开始反省并摸索改革和改变计划体制,寻求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时期。本来是计划经济体制内在性的因素决定无法实现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人们却受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从束缩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以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急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希望尽快把人口增长速度降下来的思想支配下,人们继续沿着计划经济的思维并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的计划生育的设想,要求居民生育必须符合计划,迅速建立起由政府决定居民生育行为的现行计划生育制度。

决定论的两种含义辨析

决定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它有时指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有时又指事物发展的确定性和可预言性,如此等等。笔者认为决定论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和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表述形式,两者不加区别的混同使用是导致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争论的根源,区分这两种含义是澄清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争论的基础。

钱的社会效应和社会制约——兼论两种含义的“向钱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幽灵——“向钱看”。这个幽灵一经出现,就不翼而飞,不径而走,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都乐意窃窃私议,许多企业家也乐意暗暗实行,但人们对它的评价却毁誉不一。时至今日,若问怎样看待“向钱看”,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说不清”。我认为,对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问题保持缄默回避的态度,是不现实的,应该只有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商品价值量决定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于价值转形视角的新认识

国内学术界对于价值决定①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与国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两种市场价值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即马克思的价值决定是否考虑了需求的作用,或者说如何看待马克思价值决定的论述中对供求因素的分析。结合国内转形问题研究成果,按照价值转形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将劳动价值论看作一个价值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分析马克思对供求因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指出:就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量关系来说,始终是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在价值转化的不同范畴和层次上,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决定个别价值,进一步决定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的三个不同范畴和层次上分别由价值、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决定,而不是相反。

再论本质的两种含义

前年我在《试论本质的两种含义》（发表在河北财贸学院学报1983年第四期）文中提出，我们所使用的“本质”这个词，往往赋予它两种不同的含义：是同现象相对的本质，是同非本质属性相对的本质属性。在这个基础上，我重新分析了现象和本质这对基本范畴，并提出了新的定义。由此我还进一步讨论了真象和假象同本质之间的关系。这些见解与传统的观点是不同的。

商品的价值只能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商品的价值由什么劳动时间决定,是个长期争论、至今没有定论的问题.具体意见各有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只能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决定商品价值的实现;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前者叫单独决定论,后者叫共同决定论.我赞成前者,不同意后者.下面谈一点理由:我认为,讨论商品价值决定问题,必须把握商品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性质。

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统一决定商品价值

在理论上,是主张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简称单独决定论),还是主张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统一决定商品价值(简称统一决定论),这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重大分歧,也是一个涉及当前“四化”建设中心问题的理论争执.在这个问题上,我反对“单独决定论”,主张“统一决定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写道: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显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被看作是一种具有正常、平均性质的劳动时间,这种正常和平均性体现在生产条件和劳动素质两个方面,并且这种正常性和平均性的范围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一个生产部门,这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首先是在生产同种商品的一个部门内确立起来的。

试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对此,我国经济学界是无异议的,但对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解却存在分歧。有的主张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有的则主张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就此我也想谈点粗浅的看法。

应区分生产力标准的两种含义

生产力标准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衡量或测定生产力本身水平、状况的标准,即生产力自身的标准;二是指要以生产力的水平或发展作为衡量、检验其他事物的标准,即以生产力为标准。由于生产力是一种合力,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动态结合中所呈现的物力。

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再认识

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个基本含义 马克思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分析,在《资本论》中比较集中的是在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三卷第十章。此外,第三卷第三十七、三十八章也有重要的论述。综合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分析,我们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至少包括以下四层意思: 第一、指社会平均的主、客观生产条件下生产某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 第二、指生产符合社会需要总量的各种商品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应占的份额; 第三、指“现有的”“当时社会”条件下,按上述一、二含义生产某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不是以过去的水平来决定;

浅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

把商品价值量的确定归结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马克思以前的古典学派中就已有有识之士提出。然而,由于阶级和历史地位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对价值量问题作出真正科学的说明。对这一问题的科学揭示,是马克思的历史功绩。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第一次具体、深刻地阐明了商品价值量要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测定的原因,并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作了明确规定。但由于马克思曾在《资本论》这一巨著中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两种意义上的解释,因此从五十年代起,我国经济学界就一直持续着对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商品价值量的关系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成为价值决定的直接因素?笔者在学习《资本论》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偶有所感,也想就此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政企分开有两种含义

一是政资职能分开。所谓“政”职能是 指政府的行政职能,“资”职能指资产的管理职能。政府行政职能是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一种职能。

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参与价值决定

根据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量只能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所谓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量的观点,实质上无非是把劳动和供求两个因素同时纳入价值决定,因而在逻辑论证上很难令人信服。本文仪就几个主要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与持“共同决定论”的同志们商榷。

贫穷,人生的另一种财富

我在家中排行老四,哥姐赶上了文革耽误了学业,于是父母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从小是在贫穷中长大的,当我还不懂得什么叫贫穷的时候,我首先懂得了耻辱。父亲对我的爱最直接,也最简单。

两种贫穷

这是两个人写的。一个人写道：一位富甲一方的企业家到某省的一个贫困地区考察。当他目睹当地一户贫困人家吃饭的情形时，禁不住直落泪。原来这户人家全家老小吃饭装饭的碗，竟是几只破得不能再破的陶罐。更让他吃惊的是全家连一双筷子也没有，吃饭时都是直接用手抓。

人道主义两种含义的区别是理论上的突破

胡乔木同志的重要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开宗明义就指出:“关于人道主义,我想首先应该指出,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论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现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

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推导的供求曲线模型

传统马克思经济学由于缺乏微观分析理论和工具,被人认为其不适合分析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这从本质上当然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误解,可也提出了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建立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分析工具当务之急。本文以马克思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为基础,将平均分析法与边际分析法相结合,建立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为马克思经济学找到市场分析工具;旨在发掘和深化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和现实意义,为马克思经济学现代化作些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