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夏州都督李崇义”辨正

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高宗弘道元年(683)》云:“遣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义将兵分道救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1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2013年精装典藏本第6614页与此同)其中“夏州都督李崇义”有误。

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以《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

《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高丽末年先后传入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王朝国王经筵、世子教育、科举考试中,《通鉴》与《纲目》都是重要的史书。朝鲜世宗国王想法从明朝求书,刊印《通鉴》与《纲目》,组织文臣编纂《资治通鉴训义》与《资治通鉴纲目训义》,充分显示他对二书的重视。他熟知《通鉴》故事,日常政事中,经常引用,以为资政之策。《通鉴》与《纲目》对朝鲜的影响,既是朝鲜政治与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朝史学交流的重要例证。

知识社会史视野下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新探

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历来被学界视为传统史学义理转向过程中的圭臬之作,影响深远。现有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其体例与思想的阐发,而忽略了其典范地位的建构性质。换言之,印刷、阅读等文本的传播、接受过程,不是单纯的知识消费,也是一种再生产和建构的过程。南宋时,《纲目》刊布后,其定位尚处于游移状态。一方面,《纲目》被纳入"通鉴学"体系,以羽翼《通鉴》而存在。这种形象的塑造,并没有触动时人观念中《通鉴》因中兴编年而尊享仅次于《春秋》的地位。另一方面,《纲目》又被认为回归《春秋》劝惩之法,几与《春秋》争辉。此类认知建构,已隐然有《纲目》取代《通鉴》原有地位之势。这两种并存的认知,经历宋末元初正统论的讨论,被进一步选择,其中《纲目》归于"通鉴学"的认知逐渐被过滤。史学系谱内的秩序也得到一次较大的变动。《通鉴》被视为"鲁国旧史",《纲目》则贵为拟《春秋》的"史中经",此后仿从、阐释《纲目》,蔚然成风。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在史实上的差异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差异、地名差异、官职差异、人名差异、数量差异等几个方面。时间差异包括同年月不同日、同年不同月、年份差异;地名差异有形近字异、形近而讹、方位差异;官职与人名的差异既有司马光纠正正史者、难以判断者,也有《资治通鉴》失误者;数量差异则有形近而异、错漏衍文,也有难以判断的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司马光改正不少正史错误,但确实也有疏漏失误之处。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湮灭,有相当一部分差异至今已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了。因此,无论在引用正史资料,还是引用《资治通鉴》资料之时,都有必要加以仔细甄别,以防以讹传讹。

《资治通鉴》取材《三国志》杂论——《资治通鉴》(三国部分)史源研究之一

本文着重研讨了《资治通鉴》(三国部分)的史源问题。《资治通鉴》在抄录、删削、改编《三国志》史料过程中,基本忠实于原始史料,其中不乏极其精到的概括,然而也存在不少错失。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与宋代四川方音

本文通过对史炤反切与《广韵》、胡三省音切异同的比较研究，讨论了宋代四川方言语音演变的四个方面：浊上变去、浊音清化、平上作去、韵尾混并。这些音变现象反映了宋代四川方音在历时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特征，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四川方言语音的演变与共同语语音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特之处。

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产生以后,不仅形成了一种新史体——纲目体,而且到明代又催生出纲鉴热,为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无形中走出了一条道路。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却一直不加理会,本文拟就这些方面作些初步探索,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资治通鉴》的文本,并非单纯为记录历史而存在,其间对史料的剪裁,蕴含了司马光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求保持其统一,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而内在语境的形成,往往又取决于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这又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这部编年体通史背后的含义变得复杂,因而任何对《通鉴》文本的改动,都可能造成对内外语境的双重破坏。通过对《通鉴》处理安内、拓外两者关系的分析,同时参照《通鉴纪事本末》对相关内容的改写,即可看出原有语境是如何在改写过程中被破坏的。

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

在1988—1995年间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中,北区第64窟、137窟出土了共11片汉文残文书。荣新江先生首先将其比定为汉文《资治通鉴》。本文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考了残片的版本、年代。据其照片进行初步复原,残片应当为左右双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的无音注大字建本《通鉴》,版心有刻工名"登"。通过与存世十一行无音注本《通鉴》的比较,可以发现,残片之刻本与张元济1918年购自广东,曾作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底本,建国后转入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7372)的涵芬楼藏本《通鉴》为同版之别本。又据其不避宋讳及刻工姓名,可定为宋刻十一行本的元代覆刻本。借助B137窟的考古学年代及相关信息,可将残片年代进一步断于13世纪末到14世纪前中期。这反映了元代的敦煌与当时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依然保持着密切的交流。

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

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对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指出 :《纲目》从未以《通鉴节》作为书名 ;朱熹确定凡例以后 ,即将纲与目交门人分头编撰 ,自己担任主编 ,负责统稿 ,并承担部分撰写工作 ;至迟在乾道五年 ,《纲目》已进入编撰 ,初稿成于淳熙二年 ;修订工作主要集中在淳熙四、五两年 ,此后仅作过少量的零星修改 ;朱熹去世前 ,曾托门人赵师渊再度修订《纲目》 ,但没有完成 ;现存凡例和朱熹八书不宜轻易否定 ;《纲目》系出于众手的未定之稿 。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替代?——兼论历史学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地位

本文从《资治通鉴》的学术成就及其所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入手,论证其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的不可替代性,进而分析此书作为大学通识教育读本的意义。将《资治通鉴》确定为本科生通识教育中原典研读课的研读文本,体现了当前大学本科教育中提倡学生读原著、读经典,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的通识教育理念。研读《资治通鉴》,对于培养学生对古典文献的阅读能力、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经世致用"的特点,以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进而提升人生境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叙事的编码与布局——《资治通鉴》对三国历史的叙述

在对于三国历史的叙述中,《资治通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它为三国历史厘定了时间顺序和叙事框架,编织了三国历史的叙事脉络,确定了三国历史的叙事焦点,它直接提供了长篇叙述三国历史的叙事经验,对《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有着重要意义。

从每卷结衔看《资治通鉴》各纪的撰进时间

《资治通鉴》每卷结衔前后很不相同，大致随各纪撰进当时作者官衔的变化而变化。本文以此为依据，参稽宋代职官制度和涉及司马光官衔的诸种文献，包括不经见的《氵束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考定各项官衔变动的比较确切时间，并进而考定《资治通鉴》各纪撰进的比较确切时间：周、秦纪在治平四年五至九月间，前汉纪在治平四年四月，后汉、魏纪在熙宁元年，宋、齐、梁、陈、隋纪在熙宁八至九年间，唐纪在元丰三至六年间。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及其语音特点

介绍了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的成书及其对于汉语音韵史研究的重要意义。阐明了作者的研究范围、方法以及胡三省音注的语音体系的基本特点。

《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历史叙事发展的高峰

以编年体史书《左传》、《后汉纪》的历史叙事为纵向参照探讨《资治通鉴》,可以见出它在载人和记事两个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其载人之法主要是借鉴了《后汉纪》"连类同书"的叙事之法,创造性地运用了缩小类比人物密度、反衬、记述重大事件与表述主要人物相结合的方法,在扩大记史容量的同时,更好地使历史发展的大势得到了连贯的纵向延伸。其记事之法则主要是借鉴了《左传》的叙事手法,运用丰盈细腻的文字,通过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来揭示大的时代主题。并以记言形式来丰富记事,从而使载人和记事同时成为牵动编年体史书叙事发展的两翼,进一步推动了编年体历史叙事的发展。

《资治通鉴音注》版本考

胡三省是宋末元初著名的爱国史学家、训诂学家、藏书家。他的生平事迹和重要贡献长期被湮没,《宋史》、《元史》无传、《宋元学案》也仅有百余字的小传。该文介绍了胡三省的生平,并对其《资治通鉴音注》的成书以及各种版本之间的流传脉络做一考述。

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资治通鉴》研究述评(1983—2011)

近30年来,大陆地区对《资治通鉴》的研究,在校勘与考订、司马光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编纂方法、参与编纂者、引书数量、对标点本错误的纠谬、史源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值得重视。但也存在新开拓的研究范围不广、选题过于集中,观点大致相似、总结性著述的缺失的问题,需要学者共同努力,以促进《资治通鉴》研究的深入发展。

道教与《资治通鉴》——《狂人日记》“吃人”意象再解读

自1918年5月《狂人日记》发表以来，学术界对它的“吃人”意象的解读主要有两种倾向。第一，强调社会批判意义，吴虞的《吃人与礼教》提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①鲁迅也认同了吴虞的说法，他在1935年3月追认：“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资治通鉴释文》音切反映的浊音清化现象

南宋语音处于上承北宋下启元代语音变化的阶段,反映着中古音系向近代音系统的过渡与转变,这一阶段的音变现象研究属于语音演变转型期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正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本文旨在分析声类变化中的“浊音清化”现象以窥宋代音变特点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