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人物书写

蒯通是秦末汉初著名策士,《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均对其有载。对读三部典籍的蒯通书写,可以发现相关文本在细节上存在变化和差异,从而使蒯通形象呈现出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乘时徼利之人的嬗递。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管窥不同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对《史》《汉》《通鉴》人物书写的影响。同时还看到,在对书写权力的使用上,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都能遵循自先秦就形成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原则,但又因中国史学“求真”的最终目的为“致用”,故而允许文学润饰手段介入史录。

历史记忆中的秦始皇——《史记》《资治通鉴》秦始皇书写比较研究

《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关于秦始皇的书写是司马迁、司马光历史记忆文本化的表现。将二书秦始皇书写进行对读,通过司马光关于秦始皇记忆的有意重构,可以发现政治立场上司马迁“六家兼容”与司马光“儒家主导”的差别。进入二书文本内部,司马迁采撷不同主体、不同物质形态的历史记忆建构文本,形成“复调”,司马光删削修润,叙事走向“独白”,其背后是书写目的上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与司马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差异。最终二书也呈现出“功过兼存”和“罪莫大焉”两种不同的秦始皇形象,这与睡虎地秦简、北大竹简等出土文献中的始皇形象又不相同。将文本作为一种书写下的记忆探讨,历史记忆在不同的书写立场中会被重新建构,在不同著述目的统摄下会被再次阐释,具有多元性、存在性、历史性的特点。此一视角的选择有助于打破文献作为“历史事实载体”的思维,对理解两司马的始皇书写差异、历史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大有裨益。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在史实上的差异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差异、地名差异、官职差异、人名差异、数量差异等几个方面。时间差异包括同年月不同日、同年不同月、年份差异;地名差异有形近字异、形近而讹、方位差异;官职与人名的差异既有司马光纠正正史者、难以判断者,也有《资治通鉴》失误者;数量差异则有形近而异、错漏衍文,也有难以判断的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司马光改正不少正史错误,但确实也有疏漏失误之处。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湮灭,有相当一部分差异至今已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了。因此,无论在引用正史资料,还是引用《资治通鉴》资料之时,都有必要加以仔细甄别,以防以讹传讹。

《资治通鉴》取材《三国志》杂论——《资治通鉴》(三国部分)史源研究之一

本文着重研讨了《资治通鉴》(三国部分)的史源问题。《资治通鉴》在抄录、删削、改编《三国志》史料过程中,基本忠实于原始史料,其中不乏极其精到的概括,然而也存在不少错失。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资治通鉴》的文本,并非单纯为记录历史而存在,其间对史料的剪裁,蕴含了司马光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求保持其统一,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而内在语境的形成,往往又取决于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这又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这部编年体通史背后的含义变得复杂,因而任何对《通鉴》文本的改动,都可能造成对内外语境的双重破坏。通过对《通鉴》处理安内、拓外两者关系的分析,同时参照《通鉴纪事本末》对相关内容的改写,即可看出原有语境是如何在改写过程中被破坏的。

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

在1988—1995年间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中,北区第64窟、137窟出土了共11片汉文残文书。荣新江先生首先将其比定为汉文《资治通鉴》。本文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考了残片的版本、年代。据其照片进行初步复原,残片应当为左右双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的无音注大字建本《通鉴》,版心有刻工名"登"。通过与存世十一行无音注本《通鉴》的比较,可以发现,残片之刻本与张元济1918年购自广东,曾作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底本,建国后转入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7372)的涵芬楼藏本《通鉴》为同版之别本。又据其不避宋讳及刻工姓名,可定为宋刻十一行本的元代覆刻本。借助B137窟的考古学年代及相关信息,可将残片年代进一步断于13世纪末到14世纪前中期。这反映了元代的敦煌与当时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依然保持着密切的交流。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替代?——兼论历史学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地位

本文从《资治通鉴》的学术成就及其所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入手,论证其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的不可替代性,进而分析此书作为大学通识教育读本的意义。将《资治通鉴》确定为本科生通识教育中原典研读课的研读文本,体现了当前大学本科教育中提倡学生读原著、读经典,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的通识教育理念。研读《资治通鉴》,对于培养学生对古典文献的阅读能力、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经世致用"的特点,以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进而提升人生境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每卷结衔看《资治通鉴》各纪的撰进时间

《资治通鉴》每卷结衔前后很不相同，大致随各纪撰进当时作者官衔的变化而变化。本文以此为依据，参稽宋代职官制度和涉及司马光官衔的诸种文献，包括不经见的《氵束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考定各项官衔变动的比较确切时间，并进而考定《资治通鉴》各纪撰进的比较确切时间：周、秦纪在治平四年五至九月间，前汉纪在治平四年四月，后汉、魏纪在熙宁元年，宋、齐、梁、陈、隋纪在熙宁八至九年间，唐纪在元丰三至六年间。

历史叙事的编码与布局——《资治通鉴》对三国历史的叙述

在对于三国历史的叙述中,《资治通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它为三国历史厘定了时间顺序和叙事框架,编织了三国历史的叙事脉络,确定了三国历史的叙事焦点,它直接提供了长篇叙述三国历史的叙事经验,对《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有着重要意义。

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以《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

《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高丽末年先后传入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王朝国王经筵、世子教育、科举考试中,《通鉴》与《纲目》都是重要的史书。朝鲜世宗国王想法从明朝求书,刊印《通鉴》与《纲目》,组织文臣编纂《资治通鉴训义》与《资治通鉴纲目训义》,充分显示他对二书的重视。他熟知《通鉴》故事,日常政事中,经常引用,以为资政之策。《通鉴》与《纲目》对朝鲜的影响,既是朝鲜政治与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朝史学交流的重要例证。

《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历史叙事发展的高峰

以编年体史书《左传》、《后汉纪》的历史叙事为纵向参照探讨《资治通鉴》,可以见出它在载人和记事两个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其载人之法主要是借鉴了《后汉纪》"连类同书"的叙事之法,创造性地运用了缩小类比人物密度、反衬、记述重大事件与表述主要人物相结合的方法,在扩大记史容量的同时,更好地使历史发展的大势得到了连贯的纵向延伸。其记事之法则主要是借鉴了《左传》的叙事手法,运用丰盈细腻的文字,通过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来揭示大的时代主题。并以记言形式来丰富记事,从而使载人和记事同时成为牵动编年体史书叙事发展的两翼,进一步推动了编年体历史叙事的发展。

道教与《资治通鉴》——《狂人日记》“吃人”意象再解读

自1918年5月《狂人日记》发表以来，学术界对它的“吃人”意象的解读主要有两种倾向。第一，强调社会批判意义，吴虞的《吃人与礼教》提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①鲁迅也认同了吴虞的说法，他在1935年3月追认：“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治国理念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史评中肯定了以礼为纲纪、包括上下尊卑关系的社会组织结构 ,并向君主提出了治理社会的重要环节及关键所在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治国理念。这一理念涉及若干思想史命题和社会生活诸多重要关系 ,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它在形式上推广了“史鉴”的方法 ,但在今天看来 。

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资治通鉴》研究述评(1983—2011)

近30年来,大陆地区对《资治通鉴》的研究,在校勘与考订、司马光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编纂方法、参与编纂者、引书数量、对标点本错误的纠谬、史源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值得重视。但也存在新开拓的研究范围不广、选题过于集中,观点大致相似、总结性著述的缺失的问题,需要学者共同努力,以促进《资治通鉴》研究的深入发展。

《资治通鉴》纪事失误举隅——以突厥史料为例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但它也存在些许错误,或是疏失所致,或与编年体史书的编纂体例有关,有关突厥的记载失误即可说明。同时,《资治通鉴考异》也存在错误。

《资治通鉴》中的礼治与德治思想

礼治和德治思想是贯穿《资治通鉴》中的重要思想,在《资治通鉴》中,礼治思想是意识形态的最高准则,德治思想是封建社会的执政纲领。"立政以礼"是封建君主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为政以德"则是贯彻基本原则的思想路线,而教化是礼治和德治的具体实践。历史证明,礼治和德治思想是有生命力的。

《资治通鉴》——历史文献编纂学史上的丰碑

《资治通鉴》独创了中国历史文献编篡学史上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充分体现了司马光通达宏博的文献观和方法论，其独树一帜的文献编纂方法，科学独到的编 纂体例，求实考信的治史思想，为后世留下了不尽的启迪和借鉴。它通篇网罗繁富，体大思 精，为前古之未，史家绝唱。是研究文学、文献学不可多得的教科书。

集体编修精品图书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以《资治通鉴》等书为例

通过集体修书的方式,打造里程碑式的传世经典,是落实"出版强国"战略,体现"出版原创力"的重要途径。但"集体修书少精品"是中国图书编撰和出版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通过分析司马光主持编修《资治通鉴》等成功案例,可以发现:因应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具有重大出版价值;政府或其他机构大力支持,提供有力保障;主编者素质全面,能文能武;写作班子分工合理,能够尽用专家之长;时间相对充裕,能够精雕细琢,是保证集体编修精品图书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