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政府统计研究

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包含丰富的统计数据,涵盖户籍人口、赋税徭役、军情战报、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是研究我国古代政府统计演变历程极为宝贵的史料基础。为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本文基于对《资治通鉴》中统计活动、统计数据、统计思想和统计方法的细致钩沉与深入解读,聚焦典型案例,突出数据治理,从政府统计工作组织开展情况、政府统计的主要内容,以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等三个部分对五代及以前时期我国政府统计的状况加以刻画与总结。研究发现:我国古代政府统计起步时间早,渐趋成熟和稳定;统计工作历来备受重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和相关决策的重要基础;统计造假问题时有发生,防范和惩处力度较大;统计数据的收集利用程度与经济社会状况高度相关;统计与其他领域深度融合,专门的统计问题研究较为欠缺。

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人物书写

蒯通是秦末汉初著名策士,《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均对其有载。对读三部典籍的蒯通书写,可以发现相关文本在细节上存在变化和差异,从而使蒯通形象呈现出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乘时徼利之人的嬗递。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管窥不同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对《史》《汉》《通鉴》人物书写的影响。同时还看到,在对书写权力的使用上,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都能遵循自先秦就形成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原则,但又因中国史学“求真”的最终目的为“致用”,故而允许文学润饰手段介入史录。

被铲去的姓名:从书籍循环看《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

《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是产生于明代初期的一部集注性质的《资治通鉴纲目》读本,由出版人刘剡和建阳县令张光启合作,完成编辑出版。由于张光启在宣德年间赞助出版的《剪灯余话》在明正统年间成为禁书,张氏赞助的其他书籍也不得不做处理,他的姓名在其他书板中被铲去,《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即其中之一。传世《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多为后印本,序跋文献缺失、编纂者姓名有阙,不仅剞劂年月令人困惑,诸人的历史贡献也被湮没。

《资治通鉴》中显示的古代政治实践中的法观

《资治通鉴》中所谓的“法”与今日所谓的“法律”一词并不完全一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法”主要是指刑律,但也指规则、制度等。传统政治中的法观,既受法家、儒家与道家等理论的影响,又是应对现实的产物。由于没有系统的法学理论与著作,后世制法与执法者往往仅靠不多的一些法家与儒家原则来操作法律条文,这就使得传统法观既有很强的现实性,又难以保证法的一贯性、一律性。

《资治通鉴·隋唐纪》纠谬20则

以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标点本为依据,参考《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典籍,对《通鉴》“隋唐纪”部分存在的时间、人物、职官、地理等20处错讹进行辨正。

历史记忆中的秦始皇——《史记》《资治通鉴》秦始皇书写比较研究

《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关于秦始皇的书写是司马迁、司马光历史记忆文本化的表现。将二书秦始皇书写进行对读,通过司马光关于秦始皇记忆的有意重构,可以发现政治立场上司马迁“六家兼容”与司马光“儒家主导”的差别。进入二书文本内部,司马迁采撷不同主体、不同物质形态的历史记忆建构文本,形成“复调”,司马光删削修润,叙事走向“独白”,其背后是书写目的上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与司马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差异。最终二书也呈现出“功过兼存”和“罪莫大焉”两种不同的秦始皇形象,这与睡虎地秦简、北大竹简等出土文献中的始皇形象又不相同。将文本作为一种书写下的记忆探讨,历史记忆在不同的书写立场中会被重新建构,在不同著述目的统摄下会被再次阐释,具有多元性、存在性、历史性的特点。此一视角的选择有助于打破文献作为“历史事实载体”的思维,对理解两司马的始皇书写差异、历史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大有裨益。

《续资治通鉴长编》注引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考述

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在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吐蕃文献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焘不仅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时大量取材于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而且在注文中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正文予以补充,同时李焘还充分利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官修史书予以校勘,从而确保《续资治通鉴长编》史实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从《〈资治通鉴〉直解》看张居正的正统观

《〈资治通鉴〉直解》一书是明神宗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与翰林讲官为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讲解《资治通鉴》讲稿的汇编。书中融入了张居正对历代皇朝兴衰的总结,其中体现出的正统观具有独到之处。张居正正统观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华夏、天命和仁德正统3个方面;张居正正统观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体例编排不同和君主称谓有异两个方面。通过对比张居正正统观的标准与表现,可以明确他以蜀汉、北魏和蒙元为正统的原因。对张居正的正统观进行剖析,有助于深化对张居正的思想内涵研究,对理解明代中后期官方正统观具有重要意义。

中韩两部《续资治通鉴纲目》比较研究

南宋朱熹编撰《资治通鉴纲目》,继承春秋笔法,开创纲目体例,后世多有续作。明初,商辂等人奉诏以纲目体续修宋元史,成《续资治通鉴纲目》。朝鲜王朝以朱子理学立国,对纲目体例尤为关注,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传到朝鲜王朝后,其中以元朝纪年为正统的记述方式受到朝鲜学者反对。金宇颙本《续资治通鉴纲目》应运而生,否定元朝正统,对商本进行大幅改编,既修正了其中不合于春秋笔法的内容,又大量删去元朝内容,其编撰方式体现了朝鲜学者对正统论和华夷论的严格遵从。两书的比较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史学对朝鲜王朝史学的影响,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中韩史学的交流与互动。

《唐鉴》成因及其史学地位探析

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热潮为《唐鉴》的撰写营造了一个有利的氛围,热潮中涌现的一批唐史著作为《唐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者扎实的知识积累是《唐鉴》得以撰成的基本保障,参与编修《资治通鉴》并与主编司马光发生意见分歧是范祖禹决定撰写《唐鉴》的直接原因。突出的鉴戒思想、浓厚的史评色彩、独特的编纂体例、精辟的论断以及封建正统思想是《唐鉴》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亲睐的重要原因。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在史实上的差异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差异、地名差异、官职差异、人名差异、数量差异等几个方面。时间差异包括同年月不同日、同年不同月、年份差异;地名差异有形近字异、形近而讹、方位差异;官职与人名的差异既有司马光纠正正史者、难以判断者,也有《资治通鉴》失误者;数量差异则有形近而异、错漏衍文,也有难以判断的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司马光改正不少正史错误,但确实也有疏漏失误之处。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湮灭,有相当一部分差异至今已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了。因此,无论在引用正史资料,还是引用《资治通鉴》资料之时,都有必要加以仔细甄别,以防以讹传讹。

《资治通鉴》取材《三国志》杂论——《资治通鉴》(三国部分)史源研究之一

本文着重研讨了《资治通鉴》(三国部分)的史源问题。《资治通鉴》在抄录、删削、改编《三国志》史料过程中,基本忠实于原始史料,其中不乏极其精到的概括,然而也存在不少错失。

论《唐鉴》的编纂特点及其历史评论特色

《唐鉴》的编纂特点是把传统的编年体记史格式与纪传体史书中的“论”、“赞”形式相结合,形成了以历史事实或人物为评论对象,阐发史家政治见解的历史评论体裁,并模仿《春秋》书法,表达其对于正统问题的看法。其内容特点为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展开历史批评,运用理论思维的方式提出一系列有关政权建设的见解。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与宋代四川方音

本文通过对史炤反切与《广韵》、胡三省音切异同的比较研究，讨论了宋代四川方言语音演变的四个方面：浊上变去、浊音清化、平上作去、韵尾混并。这些音变现象反映了宋代四川方音在历时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特征，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四川方言语音的演变与共同语语音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特之处。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

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

在1988—1995年间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中,北区第64窟、137窟出土了共11片汉文残文书。荣新江先生首先将其比定为汉文《资治通鉴》。本文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考了残片的版本、年代。据其照片进行初步复原,残片应当为左右双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的无音注大字建本《通鉴》,版心有刻工名"登"。通过与存世十一行无音注本《通鉴》的比较,可以发现,残片之刻本与张元济1918年购自广东,曾作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底本,建国后转入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7372)的涵芬楼藏本《通鉴》为同版之别本。又据其不避宋讳及刻工姓名,可定为宋刻十一行本的元代覆刻本。借助B137窟的考古学年代及相关信息,可将残片年代进一步断于13世纪末到14世纪前中期。这反映了元代的敦煌与当时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依然保持着密切的交流。

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产生以后,不仅形成了一种新史体——纲目体,而且到明代又催生出纲鉴热,为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无形中走出了一条道路。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却一直不加理会,本文拟就这些方面作些初步探索,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替代?——兼论历史学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地位

本文从《资治通鉴》的学术成就及其所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入手,论证其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的不可替代性,进而分析此书作为大学通识教育读本的意义。将《资治通鉴》确定为本科生通识教育中原典研读课的研读文本,体现了当前大学本科教育中提倡学生读原著、读经典,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的通识教育理念。研读《资治通鉴》,对于培养学生对古典文献的阅读能力、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经世致用"的特点,以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进而提升人生境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资治通鉴》的文本,并非单纯为记录历史而存在,其间对史料的剪裁,蕴含了司马光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求保持其统一,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而内在语境的形成,往往又取决于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这又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这部编年体通史背后的含义变得复杂,因而任何对《通鉴》文本的改动,都可能造成对内外语境的双重破坏。通过对《通鉴》处理安内、拓外两者关系的分析,同时参照《通鉴纪事本末》对相关内容的改写,即可看出原有语境是如何在改写过程中被破坏的。

《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历史叙事发展的高峰

以编年体史书《左传》、《后汉纪》的历史叙事为纵向参照探讨《资治通鉴》,可以见出它在载人和记事两个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其载人之法主要是借鉴了《后汉纪》"连类同书"的叙事之法,创造性地运用了缩小类比人物密度、反衬、记述重大事件与表述主要人物相结合的方法,在扩大记史容量的同时,更好地使历史发展的大势得到了连贯的纵向延伸。其记事之法则主要是借鉴了《左传》的叙事手法,运用丰盈细腻的文字,通过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来揭示大的时代主题。并以记言形式来丰富记事,从而使载人和记事同时成为牵动编年体史书叙事发展的两翼,进一步推动了编年体历史叙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