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节要续编》在明代的版本流变

刘划所编《通鉴节要续编》在明代被多次刊刻和改编,并远传欧洲,为明代通俗史书中影响较广者。约在明宣德四年,本书由建阳翠岩精舍刘文寿初次刊刻,分三十卷。现存诸本中属于此初刻本系统者,包括双桂书堂本、善敬书堂本与司礼监本。其后出现大量添加字音字义类注释的版本,较早者为宣德九年尊德书堂刻本,后世流传不广,而弘治年间集中出现的一批带有“释义”的版本,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代后期诸本的面貌,但其卷数仍为三十卷。约在明嘉靖年间,又相继出现了二十一卷本与二十卷本两种版本。前者曾经官方刊刻,以吉澄福建刻本为代表,后者则是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历史类典籍之一。二者都与弘治年间出现的“释义”本有密切关系,并都衍生出了改换书名与作者之本。弘治年间为本书文本变化的关键点,而嘉靖年间则是卷数变化的关键点。随着史学风气的转换与纲鉴类史书的兴起,本书在清代迅速消亡。

《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影响

近世中朝史学交流中,明代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节要续编》的地位尤殊。该书旨在宣明尊华攘夷的正统史观,并以"节要"的形式续作《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之后的宋元历史,可谓宋代义理史学在明代的重要表现。《资治通鉴节要续编》自明中期传入李朝朝鲜,历经多次翻印,流传甚广。它在朝鲜王朝逐渐与《史记》、《资治通鉴》及《通鉴纲目》相比肩,成为朝鲜君臣及一般读书人掌握宋元历史的主要渠道,乃至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优先读本。书中倡导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及对宋元史事的评论意见,更对朝鲜人士的史观、史论有深入影响。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初探

两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间不但涌现出《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通志》等众多成就甚高、影响深远的巨帙名篇,而且也不乏篇幅较短的史著,其意义虽不能与上列长篇巨著相提并论,却也因其独特的史料价值而流传千古。《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就是这样一部史书。

司马光《通鉴举要历》探析——基于国图藏《资治通鉴残稿》的考察

国家图书馆所藏《资治通鉴残稿》,其得名缘于古今学者多认为它是司马光手书的《资治通鉴》初稿。不过,近年已有学者分别从内证与外证的角度予以了否认。实际上,残稿中留存的所谓《谢人惠物状》,应是司马光为编写《书仪》所拟的一份草稿,也可以补证残稿并非《资治通鉴》草稿。根据晁公武、胡寅和朱熹等人的叙述,可知在进上《资治通鉴》和《通鉴目录》后,司马光还想删略出一部篇幅在二者之间的《通鉴举要历》来,残稿即由此而生。《通鉴举要历》的“举要”原则,大体可以概括为“详则略之,略则仍之”。当然,因司马光晚年精力实有不逮,《通鉴举要历》可能存在些微删略不当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它沿袭并放大了编年体割裂史事之弊,未能很好地满足士子的阅读尤其是应试需要。因此其传布不广,南宋以后即湮没无闻。

纵横辨“丁”“口”——宋代人口问题再考察

宋代的人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关于北宋的人口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条未曾发覆的源自国史的错误记载。因辨误而罗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统计数据,由“丁”“口”记载之异引发问题意识。参稽《宋史》《宋会要》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记载考证,认定宋朝人口统计的“丁”“口”均为承担赋役之人。进一步运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通过对《永乐大典》收录方志史料的考察,为“丁口说”增添证据。同时根据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金史》《元史》中关于金末和宋末的两组人口数据,以及《通鉴续编》中关于北宋前期西北地区的人口数据,对10至13世纪的中国人口已超过1亿的学界既有推测,做出了补充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