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佹诗”及《赋》考——兼论《赋》在文体史上的意义

荀子《赋篇》中的"佹诗",乃是诡异之诗的意思。《佹诗》中的小歌并非赋的"乱曰""倡",实与先秦歌谣风俗分不开;《战国策》所记载的"因为赋曰"云云不能作为《佹诗》是赋体的证据。此外",佹诗"表现了与其以诗教化截然不同的观念,其背后体现了荀子的变风思想和诗言志传统,故而题之曰"佹"。是以,《赋篇》的"赋"不是文体",赋"兼直陈与诵读两个特征。这是《佹诗》被归入《赋》的原因。从历时角度出发",赋"作为《诗》之六义,再到荀子的《赋篇》,显示出诗赋界限不明且赋之包纳范围大于诗之范围的特点。《赋篇》虽不是文体意义上的赋,但带有赋的文体特征,且又直接命名为"赋"。赋作为文体的命名最终的确定,与荀子有关;并且,荀子的《赋篇》使汉代诗人之赋兴起并由此提高了赋文学地位。

去唐律而尚时趋——徐斗光《赋学仙丹》考论

徐斗光《赋学仙丹》甄选唐代律赋2篇、清代律赋8篇,卷帙甚小却体例颇精。作者评点细密,不厌其烦,反映了其作为律赋理论转折时期赋论家的一种“去唐律而尚时趋”的赋学观。通过分析《赋学仙丹》的版本、选目与批注,可以看出嘉庆以后律赋文体的转变与晚清时期选本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南宋《大全赋会》所收同题律赋用韵考论

《大全赋会》是一部南宋律赋集,其中收录了很多相同题目的律赋。通过对其用韵状况的分析,可以深化对同题律赋的认识。人们往往主观认为,同题律赋应该出自同一场考试,限韵也应该是相同的。《大全赋会》所收同题律赋则表明,同题并不一定同韵,也不一定出自同一场考试。在同题同韵的情况下,具体用韵次序也不一定相同,这与“官韵八字平侧不相间”有关。在“官韵八字平侧不相间”时,举子一般要自行调整用韵次序,使律赋整体遵循“平仄平仄平仄平仄”的用韵模式。与北宋律赋相比,自行调整用韵次序的情况在南宋律赋中明显增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南宋律赋的新变因素。

敦煌唐写本《吴都赋》残卷校理

考察敦煌唐写本《吴都赋》残卷音注的来源,是拓展该帙写本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依据《艺文类聚》等现存《吴都赋》的4种音注本认为,《吴都赋》是属于有音注的文本。这些音注由李善、五臣等注家予以继承或因袭。通过审视《吴都赋》残卷里的3处音注,有理由相信它们并不见得来自残卷的抄者或圈点者。这意味着音注研究是拓展和深化《文选》文献学研究的新路径,此件残卷的校理为此提供了典型个案。

忧喜是心火,荣枯是眼尘——《赋得古原草送别》鉴赏式教学

《赋得古原草送别》古今传诵,诗解丰富,其中也不乏误读。那么,在教学中,我们该如何正确解读《赋得古原草送别》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思考。

刘宋时期的《赋集》编纂及其学术意义

南朝宋(刘宋)出现了三部《赋集》,分别由谢灵运、刘义宗和宋明帝刘彧编纂。魏晋以后辞赋数量激增使编纂《赋集》有了必要性,刘宋时期的国家典籍整理与私人校书、藏书事业的兴起,为文学总集编纂提供了重要材料来源。此时辞赋成为书写刘宋王朝合法化、荣耀化的重要元素,也能有效在政治生活中传递政治意图;晋末宋初崇尚知识的风气影响了辞赋创作及取士,是辞赋成为重要文体的可能条件。作为我国第一次出现的专门性赋体总集,刘宋《赋集》不仅为当时的皇室成员提供习赋范本,而且反映了时人崇尚丽辞的审美趣向,并在探索编纂体例、辨析文体、保存赋体作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药性赋》和《伤寒药性赋》的赋学特征

赋体生成演变的过程漫长而复杂,但其主要创作特征是铺陈夸饰,这在汉大赋里表现最为突出。汉大赋的这种体裁特征为《药性赋》和《伤寒药性赋》等中医药赋所继承并发展:铺陈篇幅扩大,品物分类细化;句式由散而骈,语词也趋于多样;风格由凭虚夸饰走向征实和科学。这些发展使赋体中医药文献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特色,体现了赋体向原本杂文学方向回归的现实和异于纯文学赋创作的另一条轨迹。

“相缪”之“缪”该怎么读?——《赤壁赋》“缪”字音读订误

《赤壁赋》中“山川相缪”之“缪”,当代选文大都注释为“缭”的通假字,读音或注为“liáo”,或注为“liǎo”。考察古代诗、词、赋等作品中,“相缪”之“缪”处于韵脚位置时,所押为中古平水韵中的尤韵,“缭”则属萧韵,二韵不能通押。早在先秦文献中,已经有用“缪”来表示“樛”的绞结、盘绕之义,古书注解亦多有说明,且两字在不同的文献中屡见异文。由此可知,“缪”应是“樛”的通假字,中古音反切“居虬切”,今音当读为“jiū”。

“长安系士人”的聚散与东汉建武政治的变迁——从“二《赋》”说起

班固《两都赋》与杜笃《论都赋》(简称“二《赋》”)在东汉王朝建都洛阳抑或返都长安的问题上观点针锋相对,其背后蕴含士人对两“汉”之关系的不同理解及相应的天命观。呼吁返都的“关中耆老”,是光武帝建武年间由前汉“遗臣”和三辅士人结合而成的群体,本文称之为“长安系士人”。他们凝聚在太子刘彊身边,强调前汉的法统、制度对后汉的意义,缘此提出两汉天命因袭论、“柔克”的施政方针、“博通”的学术方法,希望借太子即位以实现其政治主张。建武十九年刘彊被废,刘庄被立为太子,该群体的主张遂遭摒弃,这与其时光武帝的政策方针已经转向有关。这个群体渐为光武帝所疏远,最终分化、溃散于明帝时期。长安系士人的聚与散显示了两汉之际至建武年间微妙的政治变迁。

敦煌唐写本《啸赋》残卷校理

敦煌所出《啸赋》残卷,依据李善注本抄写,卷次又符合《文选》三十卷本的特征。这一差异反映了唐代白文本《文选》的一种产生机制,即正文依据李善注本,卷次依据萧统原本。《啸赋》的比勘印证出尤袤刻本的复杂性,既存在文字擅改的一面,也有符合残卷文字面貌而具有早期底本来源的特点。残卷里的注音或注解,有合乎李善注本同时参考五臣注本者,有合乎现存明州本《文选》正文附音者,也有合乎包括《晋书音义》在内的唐代文献者,整体属于唐代音系。《啸赋》残卷正文的抄写、注音与点读三者的具体生成时间不尽一致,但综合抄写的文献来源和注音特点,判断整体文献内容皆产生在唐代,属于唐写本。

“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荀赋析论

在赋学史上,荀子的《赋》是最早以赋名篇的,因而具有宗师的意味。荀子的《礼》、《知》、《云》、《蚕》、《箴》五赋,善用隐语,常常以设辞问答的方式描述某个事物或陈述某个对象;同时,荀赋以礼义之道统摄全篇,"铺采文",极尽赋之铺陈叙述之体。荀赋开了咏物说理赋之先河,对汉赋问答体写作方式与"铺采文"的创作风格影响深远。

范仲淹《赋林衡鉴》与宋体律赋的定调

范仲淹所著的《赋林衡鉴》是宋代赋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范仲淹鉴于天圣初年律赋写作与评价标准纷纭、好古者与修辞者各执己见的状况,通过将律赋分为二十大类,并分门类作序、选文,强调律赋体国经野的价值,着重突出律赋在释经立传、反映时政等重大问题上的作用。尤其是范仲淹对"叙体"、"体物"之"体"字的创新诠释,为宋律赋向学理化、议论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赋林衡鉴》一书通过应天府学、高平讲友等师友圈的传播,对宋律赋的发展起到了纠偏指正的作用,成为宋体律赋的定调之作,直接促成了仁宗朝中后期宋体律赋的成型与鼎盛。

《赋篇》篇名非荀况自题考

把传世本《孙子》与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篇名相校,发现传世本《孙子》篇名多加一个"篇"字,绾合出土秦汉简帛篇名、标题的形式,则先秦书籍体例不以"篇"字名篇。因此,《赋篇》篇名之"篇"字不可能是荀况亲题。根据《荀子》一书编撰体例,结合赋体文学形成史,《赋篇》篇名当为刘向写定《荀卿新书》时所代题。

《赋海大观》之阙误

《赋海大观》体制庞大,类目繁细,但在对历代赋体文学作品进行汇集和编录时,出现了分类失当、次序错乱、篇目阙漏、作品重出、篇名错讹、体例混乱、作者和内容阙误等问题,使用时需要加以校核、辨析,以免以讹传讹。

范仲淹的《赋林衡鉴》及其在宋代的影响重估

《赋林衡鉴》是范仲淹在天圣五年(1027)编纂的一部律赋选。范仲淹编纂《赋林衡鉴》的最直接目的是教应天府学的学子作赋;同时,《赋林衡鉴》的成书也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观念上,范仲淹并不重视律赋,但他既擅长律赋写作,又编纂了《赋林衡鉴》这样的律赋指导用书。这种行为与观念上的矛盾反映的正是宋代文人在科举制度下的无奈与妥协。《赋林衡鉴》编排精良,体例得当,但由于采录的主要是唐人的律赋作品,与宋人的自立意识相违,导致它在宋代的影响非常有限。

李元度《赋学正鹄》的编选评点与清代骈散之争

李元度身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以史著擅名学林。其诗文领域亦成就卓荦,发人所未发。其《赋学正鹄》的编选评点,寓骈文、赋体、古文、时文等理论四位一体,不仅精辟地点出科举赋作的典范要领,亦是李元度在清代绵延二百多年骈、散论争的时风下实现以赋寓骈、调和骈散、力树文坛骈文正宗目标之努力。此与他身为骈文名家和桐城后学的双重身份有关,又对此后兴起的骈文编选热潮及批评导夫先路。

心向仕途路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西晋时期极有争议的文人,他所著《闲居赋》,元好问评其"千古高情",可"拜路尘"积极入仕的潘岳和赋中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仕宦、归隐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文人,将潘岳与成功的仕人、著名的隐者相比较,不难发现潘岳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仕宦之路,《闲居赋》并非高情之作。

南北朝赋四题

谢惠连《雪赋》盖作于彭城,假托历史人物的对话结构全篇,铺陈描写,透露出世族子弟对家族衰落的哀伤与无奈。《愍衰草赋》为沈约在东阳太守任上所作,融咏物与抒情为一体,后半部分都是整齐的五言句,而且隔句押韵,中间换韵,兼有诗歌和赋的双重特征,实为南朝诗赋互渗的代表作。庾信《灯赋》带有一定的宫体的特色,全篇骈四俪六,具有明显的诗赋互渗的特点。《竹杖赋》是庾信在北周时期的作品,题目似咏物赋,其实是咏怀,此赋的主旨,大概就是求官。

“汉赋”确立与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

《史记》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作为汉赋产生的关键人物,这种记载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后世“先入为主”的叙述语气。从《史记》的记载看,汉赋具有包括楚辞、《诗经》、荀卿赋等不同先秦源头,并且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以及吴、梁、齐、蜀等地域文化的影响。汉赋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除了其自身与黄老、神仙、儒术的思想关系外,更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黄老与儒术的矛盾,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文化需要,这是汉赋得以顺利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原因。而具有“帝国”气象的汉武帝时代的主要文化政策与政治理想,也因汉赋得以顺利展开。

赋之再发现暨元白的理论贡献

赋本为《诗》“六义”之一,乃一种表现手法,衍变为文体之一种,在彼此之消长融会中,具有了直陈、铺叙、构篇的功能。至中唐,元白受乐府及新兴叙事文学———传奇之刺激,由杜甫转向写实而开其端的赋法,被元白重新发现,不但作为诗歌的表现手法,亦运用于篇章建构,使诗歌的叙事功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委婉详备、曲尽事情,为诗歌的叙事说理、谈性论道开辟了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实乃对于盛唐情韵浑融之诗境的反动。赋之再发现,其影响所及,遂开宋人诗风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