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研究的“点”和“面”--兼论《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关于路遥的研究近几年已经逐步深入,主要围绕在路遥生平、路遥传记和路遥精神等方面,在此基础之上,细节的分析解读成为了路遥研究一个热点。《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一书系统地将已有的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整合,利用史料、数据、实践方式等对路遥研究进行了理性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对路遥研究的传播和接受进行了再现,并且能够在繁杂丰富的研究内容中,对路遥研究精细处理,理性反思。该书既有“面”的宏阔又有“点”的深入,对路遥研究有着一定的建设性、总结性、资料性价值。

从传播和接受视角走近路遥——兼论孙萍萍、詹歆睿《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开创性地以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为研究对象,其结构布局正好与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传播过程五种基本要素(5W)相契合,这对近年来路遥研究的空白或不足之处具有一定的弥补作用。

《文艺复兴》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以《围城》和《寒夜》为中心

《围城》与《寒夜》虽初刊于《文艺复兴》,但在其刊行时所引发的接受争鸣,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文学争鸣,不同视阈间的交锋背后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话语权之争。文本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被悬置,批评的重心转移到作家的思想倾向、立场问题上来,甚至不惜人身攻击,因此,文本的传播接受活动并未呈现出审美的多元性,反而显现出两极化态势。

在“重构”与“创设”中走向世界——格非小说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作家格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先锋小说家”的姿态登上中国文坛，其创作活力一直延续到现在。经历了一九九四年《欲望的旗帜》之后接近十年的思考沉潜期，二00四年以《人面桃花》强势回归文坛之后，似乎比当年同时代的先锋作家走得更为深远。尤其是近年作品以丰富的细节和场景、最真切的中国当代生活经验、文体上的充分自觉，有效切中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格非的小说已经越来越不是一种西化的小说，当他使文学真正回归到自身之后，便开始不断地徘徊于西方的“智性”与中国古典的“诗性”之间，试图在当代的汉语写作中续接和复活中国古老的士人传统，无论从小说结构与人物塑造上，还是从内在的风致与气韵上，都开始向中国古典的美学与文化致敬。从这个角度来讲，格非重构了西方的资源与中国古典的叙事传统。

从传播学视角看“十七年”小说的大众接受

媒介、受众和效果分析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由这一视角来看,报刊、普通受众与作家的关系,折射的是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舆论环境中,编辑部在报刊的定位、宗旨、方针等方面,必须考虑普通读者的兴趣和需求,进而选择"大众化"的稿件。特定时代的文学体制和社会语境,把文本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融为了一个整体,他们彼此的文化心态、精神欲求和社会想象,都有着某种相似性。

论大众传媒对路遥小说的传播

考察路遥小说的传播情况会发现:路遥小说的传播凭借了印刷媒介、广播媒介、影视媒介及网络媒介,涵盖了所有的大众传媒,媒体对路遥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除了媒介主动对路遥小说的传播之外,还在于路遥小说反映了现实生活,具有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因而路遥小说具有非常庞大的受众群体,被广泛而持久地阅读。

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与中国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

就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而言,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这种传播和接受伴随着华人移民海外的步履而展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还参与了海外华人文化的重塑。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对传统小说、戏曲的研究中,海外华人学者是一支独特的学术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多可借鉴处,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以《良友文学丛书》中的长篇小说为中心

《良友文学丛书》作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品牌图书,在出版方略和长篇小说的选择上,以"名家主打,兼收并蓄"为编选方针,为丛书的整体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展现了赵家璧作为文化人的出版情怀与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编选者包容开放的出版理念以及作者与出版家之间的真率与友谊。在传播运作模式上,《良友文学丛书》采取简洁明朗、美观齐整、精美雅致的装帧设计,以互联性强、市场效果显著的连推式广告宣传,灵活多样的营销策略,赢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虽然在接受样态上,由于作品的质量不一,呈现出大家名作关注者众和部分名家之作鲜有问津的喧闹与寂静的两极化现象,但毋庸置疑的是,《良友文学丛书》在传播接受方面所呈现的良性而互动的生态场,有效地促进了《良友文学丛书》中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为我们探讨现代出版业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提供了范例。

鲁迅小说杨译本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

杨宪益夫妇的鲁迅小说英译是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一部分值得总结的案例。杨译本首先是作为外宣翻译由国家翻译机构主导出版的,然后通过“外文版”衍生出国外版和香港版。外文社版译本和美国版译本在美国的传播和接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外文社版译本经历了从遇冷到经典化、再到大众化的过程。研究发现,杨译的外文社版在美国更受汉学家或鲁迅研究者的关注,而杨译香港版和美国版更受美国普通读者的喜爱。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外文社版以其悠久的出版和传播史在美国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而美国版和香港版以其封面设计和流通速度赢得了美国青年读者的青睐。

被遮蔽的真实——路遥小说的接受学探析

与当代其他著作量惊人的小说家相比，路遥在他二十来年创作生涯中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只有屈指可数的《路遥文集》五卷，不足二百万字。然而，这为数不多的作品却给路遥带来巨大声誉。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九八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①中显示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呈逐渐攀升之势，其影响力还会延续于未来，惠及着将来的读者，“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

框架理论视野下美国主流报刊对莫言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众所周知，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之一，二0一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更是声名鹊起，时常被作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而得到官方的大力宣传。对于莫言获奖的原因，不少人将其归功于莫言小说的多语翻译与跨国出版，由此也催发了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莫言小说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现象的研究热。在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既有众多从语言转换层面探讨莫言小说各语种译本翻译技巧的微观研究，也不乏以跨文化视角对莫言小说在世界各国的译介、出版与研究情况进行系统梳理与评析的宏观研究。

以接受美学探析路遥小说魅力之源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文学作品的接受效果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意识。在文学逐渐为读者疏离的今天,路遥小说之所以依然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正是因为其既契合了读者的审美经验和文化心理,又以"召唤结构"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从接受美学角度探析路遥小说魅力所在,对我国当下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不无借鉴意义。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以晨光文学丛书为例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依托文人情谊与走名家路线,出版高水准的晨光文学丛书,彰显出鲜明的品牌效应,成为1940年代后期最著名的私营出版公司之一。其成功的经验在于:在出版策略方面,晨光出版公司采取前期出版名家新书、后期出版名家旧著为主的出版方略,有效地保障了晨光文学丛书的活力与读者群以及出版公司的经济效益。同时,充分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力求文体多样化,使丛书的风格更显丰富性。在装帧设计、广告、运营等方面,晨光出版公司既承续了良友的特点,又破旧立新,形成了鲜明的"晨光特色"。虽然在接受上,晨光出版公司成立较晚,加之时代的巨变,使晨光文学丛书的接受呈现出明显的倾斜性,但晨光出版公司在出版、传播新文学经典方面,成绩卓著、特色鲜明,其成功的经验值得汲取。

《大公报》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以1926-1937年为中心

《大公报》文艺副刊作为京津冀报业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传播和接受的重要平台,实现了现代长篇小说传播接受由保守、单一到审美、开放,由同人、狭窄到独立、丰富、多元的现代转型。《文学副刊》开启了保守知识分子与新文学之间的对话新路,《文艺副刊》则在京派的文学趣味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下,以及时准确的传播策略,以文学的审美性与文学的丰富性为视阈,在注重独立批评和审美批评的接受生态下,着力打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内在审美构成和意义潜势,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由幼稚走向成熟、由传统走向现代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不惑之惑——论新移民小说的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

新移民小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王泉认为新移民小说对“混沌”境界的向往及对流浪主题的执著书写,在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中表现出神秘主义色彩。曾庆江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新移民小说的成功。欧阳梦解读了新移民小说的代表作家严歌苓的作品。我们编发这组文章,以期引起更多对新移民小说的关注与评论。

《现代》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现代》作为1932—1935年上海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在坚持"非同人"立场的同时,又总体向左倾斜,故不看好自由主义和右翼作家的长篇小说。在传播接受左翼文学创作时,《现代》的传播接受者们着眼于作品的题材意义、阶级立场和创作思想,放逐对小说艺术的构思、审美价值的探讨,显示了很强的现实功利性;对于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也以作者在文本中所展现出的立场、态度、方法作为评判的标准,以"阶级论"作为审视的标尺,认为作家的作品并不合乎时宜,接受呈现错位;对于民族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则演绎为文艺上的相互责难与攻讦,文本的政治视角被放大,主题与艺术价值被曲解,误读也就在所难免。这一传播接受生态反映出左翼接受者们在小说传播接受的过程中为争夺文学话语权所表现出的功利性与现实性,而非文学审美意义上的传播接受。

引领与设计:新文学社团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与新月社为中心

新文学社团以同人刊物为媒介的连载与广告刊发方略,以突出独立性又强调关联性的广告宣传模式,提升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为小说的单行本上市发行造了势,也引领了同人社团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模式。与同人创作互动的传播接受方式不仅成为新文学社团重要的传播接受模式,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新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引领了现代长篇小说传播接受的时代风尚。在现代长篇小说的装帧设计方面,以创造社同人为代表的先驱者,以与时俱进、锐意革新的姿态,新颖独特的设计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构思,富有冲击力的造型,赢得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喜爱,引领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图书装帧设计的新潮流,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左右博弈”:国民党文艺政策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以1928—1937年为中心

在1928—1937年间"左右博弈"的文学生态结构中,现代长篇小说是左右翼文学群体争夺的重点体裁。由于左翼文学群体处于官方的对立面,契合了新文学读者群,应和了新文学的先锋精神和批判权力,而上海新书业的繁荣为实现左翼文学群体内部有效的推介和提携提供了平台,使左翼长篇小说在十年间皆保持着较强的传播效果和较大的影响力。相反,右翼文学群体的官方色彩使其疏离了新文学潜在的读者群,创作的单薄和理论的虚无以及文学群体内部组织的涣散与重理论阐发轻文学评论的倾向,使其无论在长篇小说的创作还是传播接受的博弈中,都完全处于下风。不均衡的博弈结构使长篇小说的接受偏至多于新拓,攻伐多于交流,立场决定观念,"误读"成为常态,既未能实现长篇小说文本意义潜势的多元打开,也在客观上狭隘化了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令人深感遗憾。

新书局与新长篇——新兴中小型书局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

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和现代书局作为二十世纪初新兴的中小型书局,在出版方针上,敢于推陈出新,对流行的阅读风尚的把握体现出强烈的趋新求变意识;在长篇小说的选择上,既注重作品的文化水准又考虑到其市场价值,力求实现文化品位与商业利益双赢,因而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新书业市场中异军突起;在传播策略上,以同步广告宣传本社作品,利用名人效应吸引读者,以预设目标读者群的方式激发读者的购买欲,以畅销书为招牌的重版销售策略为主要营销手段,有效地促进了现代长篇小说在广大读者中的传播;在接受样态上,各书局有效利用本社自办期刊搭台唱戏,对出版的长篇小说予以多方审视,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视野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初期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现代转型留下了持传久远的历史回响。

萨克雷及其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萨克雷作为“厌世的写实主义的代表”被介绍到中国，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五十年代，萨氏两部成名作译成中文，促进了我国普通读者对这位英国小说家的认识和接受，在六十年代初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当时的评论特别强调萨氏的阶级性和两面性以及其作品内容的批判暴露性。“文革”后，萨克雷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地位得到确立，其作品得到广泛译介研究，他的代表作《名利场》在不同时代人的不同解读中散发着永久魅力，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