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工业产业政策》有望在上半年出台

3月16日，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会长鞠洪振表示，橡胶工业协会参与制定的《轮胎工业产业政策》在征求意见后，已经提交到发改委等有关部门，上半年有望出台。在这个轮胎产业政策中，将会涉及轮胎召回制度。

分类施策:产业政策影响工业智能化的经验证据

如何借助产业政策的力量提升工业智能化水平,成为新科技革命时代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课题。本文循着产业政策分类的思路,分别刻画了不同类型产业政策影响工业智能化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利用公开数据和爬虫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工业智能化。(2)资助智能化技术研发政策激励效果相对较弱,提振智能化产品需求政策及改善智能化创新环境政策激励效果相对较强;三类产业政策分别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增加市场智能化产品需求、保护企业创新成果的作用渠道促进工业智能化。(3)工业智能化产业政策具备一定程度的“扶弱”效应,企业微观特征会影响产业政策的激励效果,产业政策对竞争能力较弱的企业、地区和产业的激励效果更好。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在制定及实施产业政策时需要建立政策量化评估体系,对产业政策的分类、实施效果进行科学研判;对于不同类型企业,政府要有针对性地调整政策实施力度,合理分配工业智能化生产要素。

中国林产工业产业结构分析与产业政策建议(下)

3 林业系统工业企业规模经济企业规模和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联系,但经济效益并非与规模大小成正比例关系。只有规模在一定的区域内,才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才能最经济,所以规模经济的演变与经济效益之间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根据经济学原理,生产成本由固定成本的分摊和流动资本的分摊而成,随着产量的上升,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下降;由于规模效益,单位产品分摊的流动资本成本下降。

中国林产工业产业结构分析与产业政策建议(上)

产业政策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主要手段之一。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需要对产业状况进行分析。分析我国林产工业布局、林产工业产业结构、规模经济的现状表明：我国林产工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南方集体林区和无林少林地区的木材和加工产品的供给明显上或，东北国有林区所占比重下降；林产工业企业总体数量变化不大，但各产业部门的企业数量变化较大；比较劳动生产率最好的为林机制造及修理业、林产化工业；林产工业总体存在生产能力

中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战略性调整的研究

本文对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基本内容做了介绍 ,并就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及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做了详尽的分析 ,对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提出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对策。

提高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产业组织结构效应途径分析

我国即将加入 WTO,如何通过加快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来迅速提高我国汽车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而把汽车工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本文运用因果关系和系统类变量分析方法 ,结合我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实施的实际 ,对影响汽车工业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 。

中国工业化的新阶段与产业政策

中国工业化的新阶段与产业政策周炼石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走工业化道路则是近代的事情，把握工业化道路阶段性特点与近阶段新特征，对于正确制定产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目标，尽快建成新兴工业国至关重要。一、中国工业化过程的阶段性特点按工业化过程产...

我国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及相关产业政策建议

文章简要回顾了我国工业结构发展的历史,分析了目前的现状和特点,对所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及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入探讨,在总结了当前我国工业结构调整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后,给出了我国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四个途径,提出了相关工业结构政策所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六个着力点。

产业政策调整与后进工业化国家的质量型增长——一个“制度能力”模型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必须结合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活动异质性进行动态考察才能被深刻理解。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工业化不同阶段的制度能力模型来解释后进工业国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型,提出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的政策范式转型十分关键。根据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本文阐述了后发国家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调整方向和产业选择逻辑,论证了产业政策转向创新政策的必要性,并尝试运用制度能力模型对中国实况展开验证,分析中国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型实践中面临的挑战。研究认为,中国只有持续积累制度能力,完成从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转型,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我国新型重化工业化与产业政策创新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工业重型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着力避免和克服工业化进程中传统重化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等突出问题和弊端,必须要在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快从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方面实施创新,促进新型重化工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趋势分析及调整建议

文章围绕技术、市场、组织、主体等要素 ,在归纳分析美、日、韩等国家汽车工业政策特点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问题、环境变化以及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 。

中国产业政策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以人工智能为通用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有所不同,前三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只涉及单一关键投入,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复合型关键投入,其技术进步依赖于算法、芯片和数据的协同进步。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速度不仅受本部门技术创新的影响,也需要上下游关联产业互补式创新的支持。再加上数字化技术在经济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重组式创新也变得日益重要,传统产业政策已无法应对全产业链和跨部门的协同创新和组合爆炸的挑战,政策范式转型已刻不容缓。根据演化经济学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判断,第四次工业革命尚处于导入期的构造范式阶段,这一阶段将会出现"创新蜂聚"和科技投资热潮。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海量的数据成为发展人工智能的先天优势,但也存在诸如基础科研投入不足,高端芯片领域缺乏核心技术等短板,以及促进创新和隐私保护的两难权衡。中国必须同时采用旨在促进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基因池"多样化和互补式创新的"水平式"产业政策,以及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垂直式"产业政策,唯有二者并重,中国才有可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

生态工业园建设的产业政策支持

生态工业园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业载体,是一个中观的经济学概念。产业政策在促进生态工业园建设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长方式从粗放转型至集约提供有效支持。本文通过研究产业政策在生态工业园建设中的作用机制,得出政府应积极制定针对生态工业园建设的产业政策的结论。

中国特色工业化进程与产业政策演进

检视洋务运动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特色工业化进程的核心视角是考察国家在工业化中的角色与作用机制。“后发大国”的禀赋条件决定了中国高度集权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路径选择,这一体制选择为中国迅猛的工业化赶超和全面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内在可持续性不足和微观主体活力不足的体制缺陷。改革开放后工业化投资主体和投资结构的深刻变化,意味着国家在工业化中的角色所发生的深刻调整和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历史趋势,映射出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内在演进规律。中国未来的产业政策应在总结历史教训并借鉴美、日等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基本体制之上的有效、有限、有为、有序的政府行动体制,这是未来中国彻底完成工业化、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保障和前提。

工业化进程与商业产业政策分析

工业化过程的启动必须以一定的剩余农产品率作为历史前提。商业对农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重工业优先发展导致工农经济结构矛盾,而矛盾的解决需要发挥商业作用。商业产业政策目标就是扩大工农业间的市场交易,化解经济结构矛盾。具体表现在:实现从传统批发商到新兴批发商的转变,实现零售商业经营方式的变革,积极发展物流中心和促进物流合理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为商品国际流通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国家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工业互联网重构产经格局

作为中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第一个十年规划，“中国制造2025”的编制引起各方关注。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表示，“中国制造2025”实质上就是中国版“工业4．0”，而“工业4．0”制高点在于工业互联网。

新型工业化与区域产业政策的选择

与传统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具有新的内涵和实质,对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要注意处理好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关系,正确运用产业政策手段以及注重相关政策的配套与协调。

专栏导语:工业行政能力: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主题

近年来,产业政策重新回到部分西方国家和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舞台的中央。与这种动向相对应,在国际学术界,以产业政策研究为中心的发展型国家论呈现复兴的迹象,大量研究相继涌现。这些研究或者努力扩张发展型国家论的应用范围,或者试图完善发展型国家论的分析框架。和国际学术界的变化同步,中国学术界在关于中国是不是发展型国家的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后,开始探索如何完善发展型国家论的分析框架。

完善产业政策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特别是近年来,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一些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项目屡禁不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这既说明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也对如何运用产业政策促进新型工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互联网+、工业4.0与众创环境下的平台、大数据与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应从对某一产业甚至某一具体企业的支持转向对相应互联网平台以及大数据的支持。不久的将来,互联网平台以及大数据将成为对经济运行影响最大的因素,政府一方面需要支持互联网平台以及大数据的建设,另一方面需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平台以及大数据可能产生的垄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