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白林》:域属焦虑、联盟形塑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早期想象

莎士比亚《辛白林》“贞操赌局”的逃亡情节与其来源素材《十日谈》第二日第九个故事以及《简宁的弗雷德里克》之间有微妙的差异。两个来源素材中的女主角是从海上逃亡,而莎士比亚却选择了威尔士的荒野。莎士比亚精心设计的威尔士荒野和密尔福特港,不仅让整部剧情跌宕起伏,也戏剧化地呈现出英格兰人对联盟内部其他地理空间的域属焦虑与融合担忧。然而,尽管早期现代英国在政治构成上有明显分歧,莎士比亚在剧中仍然通过刻画荒野景观、重构传奇历史以及精挑登陆地点来形塑不列颠统一联盟。通过对来源素材的改编,莎士比亚隐含地传达出英国人逐渐形成的国家统一、民族发展的想象共同体。对《辛白林》剧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晚年的莎士比亚在建构国家身份过程中的持久努力与深深忧虑。

《辛白林》的道德地理与国家认同

莎剧《辛白林》隐含地指涉着詹姆斯一世的英格兰-苏格兰联合计划,学界对此进行讨论时常聚焦于不列颠与罗马的和解剧情,未能就剧中的四个地点与联合计划之间的可能关联进行综合审视,难以回应长期以来对于该剧的矛盾性的责难。詹姆斯一世的联合计划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是地理差异生成的道德偏见。《辛白林》围绕伦敦王宫、罗马、威尔士山野、密尔福德上演剧情,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以毒药和污秽赋予前两个地点以消极的道德含义,以英雄主义与和平美德赋予后两个地点积极的道德寓意,由此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与联合计划支持者之间的认同对话,彰显美德对构建国家认同可能具有的形塑作用。

《辛白林》中的法律与帝国想象

早期现代的英国至少有3种法律传统且彼此间互相竞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的普通法,其次是流行且实践于欧陆的罗马法/民法,最后是王室法令。而莎士比亚对法律十分熟悉,其戏剧反复探索着法律与文学形式的相互作用。本文拟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辛白林》中的法律表征进行分析,结合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法律之争,探讨法律与帝国塑造之间的关系,以展现莎士比亚的法律观。

基督的复活——莎士比亚剧作对人性恶的探索

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戏剧大师，其戏剧是深刻思想与精湛艺术的完美结合，这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莎士比亚以戏剧作为自己的人生舞台，一生在不断思索人性，探索人生，纵观其全部著作，俨然是一个丰富多彩无与伦比的大千世界。所以我们在研究莎士比亚的时候，也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来思考。在莎士比亚的《奥瑟罗》、《辛白林》和《冬天的故事》中都出现了相似的三角关系。苔丝狄蒙娜、奥瑟罗和凯西奥是一组，伊摩琴、普修莫斯和埃契摩是一组，赫美温妮、列昂特斯和波力克希尼斯是一组。这儿部戏剧都是借助了婚姻中的夫妻关系来探讨人性中的恶、嫉妒这一共同的主题。这几部戏剧中存在的内部承继关系足以抵消我们的疑惑，正如莎士比亚在《冬天的故事》中借时间老人所说，“我既有能力推翻一切世间的习俗，又何必俯就古往今来规则的束缚？”所以在莎士比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他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来思考来写作，他不把艺术规则奉为至宝，他所追求的是对人类有益的艺术，为此甚至忽视对艺术规则的遵守。

《紅樓夢》乎?《石頭記》乎?——霍克思英譯書名的選擇

《紅樓夢》這個書名,影響無疑比《石頭記》大得多。可英國漢學家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爲什麽偏偏要把這部小説譯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呢?細究起來,原因有三:一是“紅樓夢”這幾個字的文化意義很難傳達;二是《石頭記》這個書名本身具有的多重含義;三是霍克思跟讀者開的一個小小玩笑。首先,研究《紅樓夢》在中國已經儼然是一種專門學問,否則也不會有“紅學”這一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