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俨《皇朝实录》与《辽史》

元修《辽史》多取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辽史.营卫志》实出自耶律俨《实录》,《百官志》中也包含大量《实录》佚文;此外,圣宗、兴宗、道宗三《纪》应也是依据《实录》写成。耶律俨《皇朝实录》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此前分别成书于圣宗统和九年(991)、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道宗大安元年(1085)的《实录》,这些内容应为研究辽史的第一手资料,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但从耶律俨《实录》来看,《实录》内容失之过略应是辽修《实录》的通病。有关辽代史料的匮乏,恐怕不能完全归咎于辽亡后史料的散失。

20世纪《辽史》《金史》《元史》研究及其影响

《辽史》、《金史》、《元史》是二十四史中颇具民族特色的三部史书。它们集中地反映了十至十四世纪中期中国北方的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兴起发展并建立多民族北方政权及全国政权的历史进程。然而这三部史书因为成书仓促，存在的问题较多，自元末明初问世以来，

辽代契丹半丁零——《辽史》中的迪辇为高车丁零异译补证

奚族的一些部族和姓氏名称,如,阿会、奥隗,等等,人名如,阿钵、隗引等等,与南北朝时期高车隗姓、高车的屋引氏,为同名异译或不同的变体,有某种同源关系。辽代的述律氏为南北朝时期敕勒的异译,原为迪烈纥氏,出身高车姪利昌,至辽,以其原地敕勒川而称述律氏,又改称石抹氏或肖氏。辽代述律氏和耶律氏的一些人名,如,迪辇、敌鲁、挞凛、迪里古、迪烈纥,等等,与辽代的一些部族名称如,敌烈、挞凛、挞领、铁骊、姪里古,等等,与南北朝时期的“高车丁零”、“高车姪利曷”,以及高车“初号狄”,似为同名异译。

《辽史》所见辽宁地区自然灾害及应对措施

据《辽史》记载,辽代辽宁地区自然灾害主要以气候灾害为主,如:旱灾、水灾、雪灾冻灾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往往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牲畜死亡,进而导致饥荒,对社会秩序与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在此情况下,辽代政府积极加强灾害的防治,并通过赈济、蠲免、宽省的手段进行灾后安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论辽代石刻在疏证《辽史》中的作用——兼评向南先生《辽代石刻文编》

辽朝(公元907——1125年)是以契丹人为主体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封建政权。而《辽史》则是于辽亡200余年后的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元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进行修撰的。由于当时国柄将移,人心惶惶,加之国家财政亦已极为困难,修史工作亦便匆匆行事,敷衍塞责。据载,史官廉惠山海牙、王沂等四人仅用了11个月时间(至正三年四月——四年三月),便将一部记述200余年历史的《辽史》仓促修成。由此,便注定了《辽史》从它脱胎之日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史事缺漏,舛讹百出。亦正如中华书局版《辽史》“出版说明”所云: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

辽朝何以“雄长二百余年”——《辽史》论赞相关议论探究

从《辽史》论赞看,长期居于北方的契丹人养成了应对战争的良好机制,在其兴起过程中显示出了独特优势。辽朝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胜攻取,而且,其推行的灵活的、富有成效的用人政策和管理制度也是其兴盛的重要保障。值得重视的是,元朝史官认为辽朝不轻意用兵是其统治长达二百余年的关键。

《辽史》所载宋遣来使资料勘误

对《辽史》所载宋遣来使进行勘误。

《辽史》传论的文化性质初探

“传论”以阐述治国之道为核心而构成史论体系。《辽史》传论继承了我国传统史学中亦史亦论的风格 ,但一概以中原传统价值观念对契丹君臣进行评论 ,不仅导致对辽代许多社会现象无法证明 ,也抹煞了契丹族的文化个性。

《辽史》校正二则

《辽史·圣宗本纪四》：辽圣宗统和＂十年（992年）,十二月庚辰,猎儒州东川。拜天。是月,以东京留守萧恒德等伐高丽＂。《辽史·高丽传》：辽圣宗统和＂十年（992年）,以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

元代史官的“通古今之变”及其价值——以《辽史》和《金史》论赞为主的探讨

元代史官编纂的《辽史》、《金史》、《宋史》虽然是断代史,却也在一些论赞中运用了《史记》开创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方法。可贵的是,他们在三史论赞中所呈现的具体而微的"通古今之变",不仅传承了优秀史学文化,也显示了元代人的一体观念和进步的民族观。

《辽史》“皮室”词的统计及分类分析

契丹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在北方的历史上曾作为统治民族,活动了210年之久,对我国的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本文所统计的"室韦"是契丹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名词。本文首先统计了《辽史》出现的"×室"结构的名词与"皮室",然而进行了统计分类,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粗浅的研究。

《辽史》“属国军”条与“北面属国官”条编纂述论

辽人耶律俨《皇朝实录》不设属国专条,但帝纪传记载述大量属国来辽朝贡及辽朝讨伐诸国诸部之事,金人、元人修撰《辽史》时,皆认为属国在辽朝占有重要地位。因而金元史臣基于其对辽朝属国的认识,从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及其它史籍摘抄属国名字分别撰成"属国军"条、"北面属国官"条。由于金元史官失于详尽考证,致使两项条目存有不同的问题。

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

《辽史》 《辽史》是中国历史的《史记》系统的二十四(五)史之一。元脱脱等编修,元朝自认为正史,明朝的南监、北监都印过,承认它为正史;清朝的乾隆、道光印过两次殿本,亦承认它为正史。自有《辽史》以来,没有人说《辽史》是外国史。

蒙古西征視野下的信息流通與文本生成——《遼史》所記“西遼事迹”探源

《遼史》本紀所附“西遼事迹”是西遼史研究的核心文獻,既有成果傾向於將它視作孤立史料的集合,而對其整體的文本特徵關注不足,致使紀年混亂、史源不明等問題成爲制約相關討論走向深入的主要瓶頸。仔細分析其内在結構和叙述邏輯可知,這篇“西遼事迹”實由性質有别、來源各異的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分是經過精細雕琢建構的開國君主傳記,而後一部分則是相當粗糲的原始情報彙編,二者的叙述脉絡與時空綫索都存在明顯差異,被簡單拼接、强行捏合後自然矛盾叢生。兩部分文本均是在蒙古西征時期中西信息流通空前發達的背景下,由中亞進入中原,但具體路徑並不相同。前者賴耶律楚材携歸蒙元,隨遼朝實録一同呈送翰苑,後者則是金人遷汴後遠赴西域時所得,經由金末文獻輾轉流入史館,最終在元末修《遼史》時方得以交匯。作爲獨樹一幟的漢字書寫的中亞史,“西遼事迹”的生成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極富研究價值的學術命題。

元修《辽史》契丹早期史观解构

元修《辽史》关于契丹早期史的记载,不仅限于抄撮旧文、敷衍成篇,更是对契丹历史的重构,其间隐含的编纂因素与叙述框架值得深入剖析。对《世表》《营卫志》所见早期史叙述中的关键榫卯之处加以逐一拆解,可以发现元朝史官的核心工作方法是对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进行杂糅、拼接,形成一套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其内在逻辑是站在后来人的立场上加以追溯、归纳,将契丹原本多元复杂的衍变轨迹简单化约为一元线性的发展脉络,忽略了不同时代、不同主体的历史叙述可能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走出元修《辽史》的契丹史观,应当成为辽金史研究开辟新局的必由之路。

关于胡适所藏百衲本《辽史》及其所题跋文

１９９７年岁末，笔者于国内发现一部百衲本《辽史》，其首册目录页之天头，题有一则关于涵芬楼影印元至正刻本（即百衲本）《辽史》版本问题的跋文。全文４０７字，文末署为：“胡适卅一、十一、廿三夜纽约”。笔者于惊愕之余，遍查胡适先生文集、手稿集以及有关先生行年...

《辽史》的《游幸表》为二十四史中的独创

在二十四史中,《辽史》虽被讥为最差,但是,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游幸表》就是如此.该史编修者,以辽朝诸帝在位的年月为顺序,将游览性质的活动列成表格,并独辟一卷,称之为《游幸表》.篇幅不大,但却记载300少次游幸活动.旁及20余人,猎取动物40多种,涉及250多个不同的地名.这么多的内容,对于《辽史》中的《本纪》和《列传》部分,可以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辽朝管辖祖国北方广大地区,《辽史》

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修订前言

中华书局自2007年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其中 《辽史》的修订由刘浦江负责.经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整个修订工作 历时七年,终于2014年全部完成交稿.此文作为修订本《辽史》的前言, 对《辽史》的纂修过程、史料来源、问题缺陷以及成书后的版本源流重新 进行了系统研究,希望能够加深我们对今本《辽史》的认识.同时,本文 也交代了《辽史》修订的基本情况.

辽代自然灾害时空分布及影响——以《辽史》诸帝本纪为例

梳理《辽史》诸帝本纪有关自然灾害的文献记载,利用ArcGIS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析辽代自然灾害种类、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影响,表明:辽代自然灾害有洪涝灾、旱灾蝗灾、寒冻灾和地震;灾害集中发生易引起大量饥荒事件,进而诱发“人相食”现象;自然灾害发生时经济发达地区较经济落后地区损失更大。

《辽史》与辽朝周边族群研究述评

10世纪初,兴起于潢水(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契丹政权建立契丹辽朝后,不仅长期占据燕云汉地,在内亚地区也建立起了广泛而稳定的统治。其周边的诸多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生计的族群(在《辽史》中体现为“阻卜”“女直”“党项”“乌古”“敌烈”等,下文简称为“辽朝周边族群”),都在辽朝的扩张下或成为臣民,或充当藩属,被空前地整合进以辽朝为中心的统治秩序中。在中国历史上,以具备正统性的“王朝”身份长期统治中国北部和东北边疆各族,辽朝当数首次,故而在中国边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另外,因为阻卜(鞑靼)、女真等被认为是后世对中国影响巨大的蒙古族、满族的先民,辽朝周边族群在民族史研究中也有重要意义。因此,辽朝对周边族群的统治形态、方式,及其统治下周边族群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化,自20世纪现代史学传入中国以来,至今一直是史学界长期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研究成果积累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