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吉和她的父亲》的历史聚讼与当下意义

《达吉和她的父亲》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一部在全国引起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的小说,而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当时更是激起了评论界的轩然大波。通过大量史料梳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从中窥见那一特殊年代文坛呈现出来的某种微妙而可喜的动向。周恩来在这一事件中的一言一行,以及他对于少数民族题材文艺作品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的正确引导,更是可以引发我们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一体多元"的版图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而这份思考无论对于当下还是未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达吉和她的父亲》讨论”考辨与新解

《达吉和她的父亲》之所以会引发论争,是"人性论"这个老问题在特殊的1962年的延续。高缨对小说原作进行了改编,把两个父亲"抢女儿"改成了"让女儿",并用"民族团结"等政治元素进行包装,但是电影版仍然保留了故事的核心冲突。这次关于"人性论"的诉求得到了周恩来、周扬的不同程度的理论支持。对"人性论"的坚持和重申,是这次讨论中值得注意的一点,这表明"十七年"间,艺术的品位只不过被环境压抑,而一旦找到释放机会,就会喷涌而出。

艺术思维和实践的“桃源地”——看《达吉和她的父亲》

回顾"十七年"电影历史,对电影创作者来说,当有些主题和该有的艺术形象,无法出现在新中国的主流电影中时,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就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影片也成为人们期待下的某些艺术思维和实践的桃源之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气氛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给了新中国电影创作者更大的空间。

共和国初期“民族兄弟”形象的文学建构——1950年代三部短篇小说再解读

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秉持新的民族观念、政治理想和国家设计思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持续展开了大量的、多层次的工作。这堪称共和国建设和改造工程的重要部分,其过程或结果,或隐或显地呈现在了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里。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这三部短篇小说,堪称此中典型。三部小说密切配合时政,分别涉及南北方少数民族在共和国发生的重要历史转折,以"喜闻乐见"的故事产生了持续的社会反响。它们特殊的话语构成、审美结构,与国家意志、政治话语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实现了有效互动,进而成为共和国形象建构的特殊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