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過秦》篇

司馬遷編著《史記》,全文引述賈誼《過秦》篇,有含而未申之義。參考北大漢簡《趙正書》等出土文獻,可知《過秦》所述史事别有所據,與《史記》多有牴牾。司馬遷對這些牴牾之處未加删削,也不像對待一般作品那樣將《過秦》篇置入作者的列傳,而是收録在抒發己見的'太史公曰'中,有意假借賈誼的文字,寫出對武帝晚年政局的批評和重蹈亡秦覆轍的憂慮。這樣的表達方式,受到《詩》《書》《春秋》等古代經典的影響,切合當時的歷史情境,更與司馬遷本人的遭遇和心態緊密聯繫,體現了《史記》寫作中個人化的一面。

《贾谊新书》对“秦”的受容——贾谊《过秦》与《道术》之思想关联

本文主要围绕《贾谊新书》展开论述,通过解读其思想结构,从《汉书》的编撰方法中松绑,刻画出汉初思想界及社会诸相。具体而言,本文将分析被排除在贾谊思想内容之外的《道术》与贾谊最著名的作品《过秦》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逻辑结构和重要意义。

《过秦论》的模拟改写与作品异貌

贾谊创作的《过秦论》名篇包括上和下两篇,经文本的细读,上篇中的部分文句存在模拟李斯《谏逐客书》之处,只是略经改写。此例是贾谊曾阅读李斯作品的明证,也是创作风格受到李斯影响的印证。另外上篇和下篇对嬴政的称谓有不同,上篇称"始皇",下篇则称"秦王",经考察,这符合贾谊创作的原貌。此称谓不同之例,表明上下篇并非创作在同时,上篇创作于文帝初年,下篇则应创作于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期间,属对上篇的补写。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录《过秦论》,则统一改写为"秦王",以弥合上下篇称谓不同之间的矛盾,而褚少孙《陈涉世家》所录的上篇则保留称"始皇"的旧貌。这样便出现同是录在《史记》里的上篇,却存在不同文字面貌的现象,改写是造成这种异貌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