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对《近世社会主义》的阅读与接受

当前学界多认为郭沫若接受唯物史观、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是1924年他翻译完成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但是从泛神论思想到接受唯物史观,郭沫若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福井准造编著的《近世社会主义》对其影响颇深。但是福井准造与《近世社会主义》在日本并未被学界重视。福井准造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知识分子的代表,《近世社会主义》在日本远不如其中译本在中国的影响深远,郭沫若至迟在1919年读到《近世社会主义》,此书是郭沫若最早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媒介,推动其思想发生转变。

《近世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译介的贡献

《近世社会主义》是国人最早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该文在全面梳理翻译的背景、译作的整体结构基础上,分析了该译作对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包括译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术语、充分解释了文本的细节以及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该译作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初始文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文本上的准备。

《近世社会主义》对晚清国人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

晚清时期赵必振所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是中国人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作。本文在介绍该译作译介的历史背景与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该译作对国人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即是向当时的中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术语,并为马克思主义后来大规模实质性的传播起到了某种思想先导作用,为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化翻译视域下的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汉译考察--以《近世社会主义》为例

清末民初留日知识分子对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汉译,是中国翻译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文化翻译视域下考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与传播,并审视译介在其中的作用,不失为相对客观的研究方式。本文以《近世社会主义》的汉译为主要案例,通过日文底本和汉语译本的严密对比,考察了译者在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阐释及其背后的制约因素,探究了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汉译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形成以及近代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所产生的影响。正是缘于数代译者的辛劳译介,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并为实现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之马克思“历史论”考释

赵必振所译《近世社会主义》中以较大篇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但因直接受福井准造日文本《近世社会主义》、间接受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伊利《现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只使用了“历史论”,而未用“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之类译名,导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首次出场有其“实”而无其“名”,但这并不影响这一译本独特的历史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进程看,该译本至少有三方面重要贡献:第一,首次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介绍到中国;第二,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文译介中涉及马克思及其思想学说的内容多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不同,赵必振译本对马克思其人及其思想学说高度赞赏,是在正面、积极的意义上译介马克思的思想学说;第三,赵必振的译介工作是在其个人生命安全没有保障的窘境下进行的,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展现的高尚人格和学术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侨易视角下的赵必振与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传播

作为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传播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近代知识分子,赵必振在20世纪初译介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近世社会主义》等早期社会主义学说著作,是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先行者。赵必振从接触维新思想,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其一生若干重要节点的思想转变与其早年从家乡常德至长沙,再从长沙流亡日本等数次地域性位置变更密切相关。通过对侨易学视角下赵必振跨地区、跨国间的位置位移轨迹的梳理,在历史语境下更为立体地展现了其思想变化的全貌,充实了清末留日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研究的“留学史”研究。

《近世社会主义》的翻译史考察

《近世社会主义》是国人最早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其翻译版本多次出版。本文系统考察了该译著的翻译史。《近世社会主义》的译介不仅是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翻译并传播的开始,也为研究翻译在思想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意义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赵必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

介绍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情况,湖南常德的赵必振在五四前期翻译了大量作品,积极传播社会主义,1902-1903年,赵必振在上海翻译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上下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等二十余本日文著作,还翻译了具有爱国救亡作用的其他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传播到中国来。赵必振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赵必振: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

1902—1903年,赵必振在上海翻译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上下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等日文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传播到中国来。可是,世人对他的家庭与身世几乎一无所知,也需要考证出来以便填补历史的空白。

“译者曰”文本体例与早期社会主义传播的思想取向

《马藏》中的“译者曰”文本体例是挖掘早期社会主义传播思想取向的极好素材.以《马藏》第1部第5卷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为例,中译者杜士珍在翻译久松义典的日文版《近世社会主义评论》时,以“译者曰”的形式添加了评论性意见.从中译本追溯到日文版再到英文原著,可以揭示“译者曰”文本生成中的“通变”思想诉求、文本转呈中的“互文性”关系、文本落实中的“大同之道”理论倾向,从而为探讨中国早期社会主义传播的思想取向提供一种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