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分析和叙述方法范式——以《近思录》与《太极图说》为例

范式是一种强而有力的认识工具,认识宋明理学的分析与叙述范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知其内涵的逻辑与义理。《近思录》的体系结构按陈荣捷先生《近思录详注集评》的注释可分为:一,“阴阳变化性命之说”的“道体”部分;二,“求端用力”的治学部分;三,“处己治人”的工夫部分;四,“辨异端、观圣贤”的“圣人境界”部分。这与《太极图说》的内容构成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近思录》是对《太极图说》的扩写。但是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本文以对《近思录》与《太极图说》文本的体系结构分析入手,说明这种相似性实际上开宋明理学分析与叙述范式的一代滥觞,影响到《河南程氏粹言》与《困知记》为代表的后学,反映了宋明理学注重义理心性,将关于“道”与“性”的讨论与分析视作“为学”之根底,从根本性改变了宋明理学家的文本结构体例,从而促成了宋明理学分析与叙述范式的形成。

陈荣捷《近思录》英译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形式多样,功能各异,是翻译文本的有效补充,对源语文化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华人哲学家陈荣捷1967年出版了首个《近思录》英文译本,该译本使用了丰富的副文本元素,是译者哲学研究和翻译的深度结合。以副文本为研究切入点,梳理陈荣捷《近思录》译本中的副文本类型及功能,并探究副文本对翻译文化的建构作用,促进朱子理学文化形象的建构和朱子理学在西方的传播。

《近思录》在日本的传播——首部日本注本《近思录备考》研究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对周边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近思录》在宋元之际传布日本后,身处东亚文明圈中的日本同样把它提升到显要的理学经典之位,将其定为仅次于《四书》《五经》的读本,为青年士子入道的阶梯。日本著名儒学家贝原益轩著《近思录备考》,是江户时代日本最早产生的《近思录》注解、讲读类文献,在日本《近思录》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贝原益轩的早期著作,《近思录备考》在文献征引、注解内容方面反映了其早期的儒学思想,在文献研究上具有版本价值。

论宋代理学教育思想的展开--以《近思录》为中心

《近思录》以《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为结构基础,内容围绕“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展开,对《大学》所蕴含的教育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扩展,体现出宋代理学教育的理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的人性论构成宋代理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石。“仁”“义”“诚”等道德概念贯穿《近思录》全书,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教育语汇;与此同时,《近思录》对齐家之道、出处进退辞受之义、治国平天下之道等问题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体现出“大教育”的视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并深刻改变了此后的中国教育话语体系。

《近思录》的教学思想及当代价值

朱熹集理学教育思想之大成,在《近思录》中提出了丰富的教学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明礼自慎的教师素质是《近思录》教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结合当前时代特点和教育现状,进一步探析《近思录》的教学思想,有助于推进大中小学德育有效衔接、坚持个性化教育、重视涵养教师素质,为新时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传统文化资源。

吕祖谦与《近思录》的编纂

《近思录》是理学史上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由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辑完成。但是,多少年来,许多学者习惯于把其著作权归之于朱熹,而无视吕祖谦,径称《朱子近思录》。笔者经过对《近思录》所选条目的思想倾向及他种文献有关记载的考察,认为吕祖谦在《近思录》的编纂中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主导作用,那种将《近思录》仅视为朱熹著作的看法是错误的。

《近思录》后续著述及其思想学术史意义

编纂于八百四十年前的《近思录》,原本只是朱熹、吕祖谦为僻居穷乡的读书人提供的一部理学入门读本,却被后世学者一步步发掘出潜藏的巨大学术价值,并最终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主流学术思想的经典之一。历代《近思录》续编、补编、仿编、注释、集解、札记等后续著述,总数多达百种以上,此外还有古朝鲜、日本学者的注释讲说著述百余种。作为古代学术思想经典,《近思录》固然有其可以古今转换、历久弥新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七八百年来广泛流布于中土、东亚的众多《近思录》后续著述,同样是一大笔值得后世珍视的思想学术史宝贵资源。

《近思录》所见北宋四子的政治思想

本文从《近思录》文本出发,釐清北宋四子政治思想的内在理路,即如何发现个人身上的"天道性命之贯通"以及如何在面向个人和群体的生活中去实现它,由此达到内圣外王的统一,成就圣贤气象。在这一政治理路下,士人出处进退,进行政治实践,应以诚为本,以民为重。四子皆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在位者的德性问题,以使治统和道统相符,同时还必须重视政治改革与制度建设。四子政治思想显示出儒家政治思想的延续性和不同于纯粹"内向"义理之学的儒家思想面貌,对当今的政治实践仍有可资借鉴的重要意义。

《近思录》与《中庸》《大学》文本的内在同一性

朱熹、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主导思想依据《中庸》和《大学》。三书在文本结构和深层义理上具有内在同一性。朱熹编纂《近思录》,把儒学的为学道路予以体系化组织,试图建立一个鲜明而严谨的理学为学次第,并把儒学的内外之道解释为一个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也显示出《中庸》、《大学》等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结构的严谨,彰显了儒学成德之道的为学次第和道德生命境界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理学经典《近思录》在日本的传播和本土化

作为程朱之学重要承传载体的《近思录》在宋元之际流传到日本后,在日本社会广为教习,被当作理学之经典、圣学之阶梯。日本人通过重刻、注释、翻译、讲读、仿编等途径整理生产了大量具有本土特色的《近思录》相关文献。他们在接受《近思录》思想体系时,又对中国注本的部分注文予以批判、加以新解。由《近思录》在日本的传播和本土化,可见中日两国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紧密关联。

《近思录》对读经治学的指导价值

《近思录》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发展成热的理论形态,代表着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子的读经方法,对我们今天读经很有启发借鉴意义;科学的治学次序、方法,治学当行与不当为之事,对当今的教育者、读经者均有指导意义、借鉴价值;读经当然不应舍弃之。

理学开新:《近思录》的编纂及其内在逻辑理念

《近思录》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典籍,由南宋大儒朱熹和吕祖谦精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论学语录共计622条(内含邵雍一条)编纂而成。朱、吕二子并不强调周子、邵雍、横渠"前三子"与二程治学理念的差别,更加看重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将"前三子"与二程泯然浑一,同炉共脍。然朱、吕所重明显落在"格物"而"致知"上。理学由原先仅重"德性之知",向明确主张"闻见之知"的"道问学"一派之重大折捩,《近思录》成为标志性典籍。且朱子之治学理念及别识心裁,也通过《近思录》体大思精的内在编纂逻辑隐隐地透出。

15～19世纪韩国《近思录》研究著述提要

《近思录》集"北宋四子"语录622条,分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己、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警戒、辨异端、观圣贤14卷,以"实用伦理人生哲学为核心",是袖珍版的理学体系,也是后世传刻最多、流布最广的一部著作。梳理韩国学者宋熹准先生主编的15～19世纪韩国《近思录注解丛编》和陈荣捷先生《朱子之〈近思录〉》附录四所考韩国著述,可以考察《近思录》在韩国的研究与传播情况。

朱子所谓“四子”何指——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昨晚一个研究生发来电子邮件问学：“石老师：《近思录》后有朱子评语,‘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四子’是什么意思？是《四书》吗？没有标书名号,可见不是书名。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学者都说这句话中的‘四子’不是指《四书》,而是指宋代的周、张、二程四子。一个师兄告诉我,《哲学研究》有一篇文章说‘四子’并非是指《四书》,是说《近思录》是读周、张、二程之书的入门读物。

现存《近思录》版本与嘉兴刻书

存世的《近思录》及其整理本较多地有赖于明清嘉兴私刻,特别是清初嘉兴吕留良家族的刻书,为朱子学的传播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现存清初《近思录》白文本则多为吕氏家塾、宝诰堂刻本;天盖楼刻本蔡模《近思续录》为吕留良门人柯崇朴校订。明末,钱士升自刻续编本《五子近思录》十四卷,在明末清初的理学传播中也有肇始之功。他们为弘扬程朱之学、发展浙江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近思录》看宋儒的“道体”观念

《近思录》卷一,朱熹标为＂道体＂,但在《近思录》中并没有关于＂道体＂观念的形式化的系统。本文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论文,不是对《近思录》的道体观念做历史的、文献的考释,而是结合自己的体会对宋儒的道体观念进行解释学意义上的重构,勾勒出其实质的系统。《近思录》的道体观念,可以三个概念总括之：本体之仁、自然之仁和道德化仁。道体自身之生生之德为本体之仁,其所体现于人者为自然之仁（性）,人能够通过穷理尽性而达于万物一体之境界,为道德化仁。道德化仁,是圣人的精神境界,是人本具的自然之仁的完全实现。一般人的自然之仁早已为私欲所蔽障,理学的核心意义也就在于去欲从理,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人格,成为仁者圣人。如是,则本体之仁、自然之仁和道德化仁三个范畴,构成了《近思录》道体观念的完整体系。这对于我们了解儒家的形上学及其＂宗教哲学＂,或有一定的启示。

一部影响我国八百余年士子思想的理学大纲——再读《近思录》

《近思录》共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语录622则,内容包括:论太极之理的本体论和性论;论敬知双修的认识论与修养论;论大学之道和儒家之学。该书既是朱熹、吕祖谦二人统一认识的共同成果,也是其共同主张,被后世奉为“性理之祖”。在朱熹看来,《近思录》仅是通往“六经”的阶梯,但该著作能成为代表元明清三代主流哲学思想的经典,是朱、吕两位理学大师远远没有想到的。在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重新审视《近思录》,汲取其营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自宋以来林林总总的关于《近思录》的解或注,今天我们重新译注这本著作既要考镜源流、正本清源,更要立足普及,以便在更广的范围内广大其精神、传承其思想。

避讳在《近思录》版本鉴别中的作用

“避讳”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历史现象。当不知一个时代刻本的具体刻印时间时,当难辨同一种文本的不同时代版本时,当各家版本鉴定存有争议时,当一种刻本原本不存,传注本又较多时,若作推断,则往往依据避讳字。例如以避讳字有助于鉴定《近思录》的不同版本。

《近思录》产生背景谫论

《近思录》是理学入门的基础读物,在理学思想传播和朱子学研究中具有经典地位。宋代印本文化、理学思潮影响了《近思录》的诞生;南宋书院的发展孕育了《近思录》;朱熹的学派意识、思想的逐渐成熟,也促成《近思录》产生;朱熹重视童蒙读本、重视儒家思想传播文本,使《近思录》的出现成为必要。

《近思录》书目著录辨正

《涵芬楼烬馀书录》著录的张隽刻本《近思录》为"正德刊本",实为明崇祯九年刊本。《贩书偶记续编》著录的李文炤集解《近思录》为"乾隆间四为堂刊",当为雍正十二年四为堂刻本。江永《近思录集注》嘉庆十九年王鼎校刊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的著录不妥。江永《近思录集注》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本,《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为"清光绪八年应宝时特刊本",有误。蔡模《续近思录》十四卷,《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著录的书名、卷数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