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因小传》中西洋器物的话语意义

器物是人为之作,在其物质功用之外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寓意。器物是一个时代文明程度的标志物,体现生产力程度、言说一代人的审美特征、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因而也是一种修辞符号,指向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文化。在杨紫麟和包天笑1901年合译的英国通俗小说《迦因小传》中西洋器物形成了一个醒目的系列文学形象,连贯成一个独特的修辞话语场,参与了译本话语意义的建构。以批评话语研究视角分析《迦因小传》对西洋器物的译介特点,阐述其亦新亦旧的思想意识,揭示晚清文学翻译对社会意识重构的潜在作用。

论杨、包译《迦因小传》的创造性叛逆及其相关问题

英国作家哈葛德的爱情小说《迦因小传》在19世纪末年被介绍到中国后,首先经由杨紫麟、包天笑翻译,后由林纾翻译并产生很大影响。杨、包译本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其自有研究的价值。杨紫麟、包天笑由于没有购得小说前半部,仅仅翻译了下半部,而非如先前许多学者所言,为了省略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的情节而仅译了上半部。不过在其译出的下半部小说中,译者为了维护女主人公的道德纯洁性而苦心经营,进行了许多删改,以至于与之后林纾的译本呈现完全迥异的面貌。研究这个译本,有利于我们理解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西方文化时进行的艰难抉择与曲折的心路历程。

从《迦因小传》的“删节之争”看晚清译者的文学翻译观

《迦因小传》一直以来受到翻译界和文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该小说的删节问题多年来也是争议的热点,因为从它的删节部分及是否故意删节等问题可以见出晚清翻译者们的翻译价值观和文学道德观。《迦因小传》在被译者翻译的过程中悄然将"新意识"规范入"旧道德"中,晚清译者正是以其知识和翻译观上的保守,以及由此对西方小说的误读而导致的"旧道德"与"新意识"的融合,搭建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不断调适前进的过渡桥梁。

论西方浪漫派文学对我国近代小说之影响

福尔摩斯是我国近代最走红的外国小说人物,谈到学习创作侦探小说,文采与推理缺一不可;二流作家哈葛德被晚清文坛视作文豪,其主要原因一是林纾的译文超过原著,二是《迦因小传》的一段公案颇具炒作效果;就我国近代哀情小说的创作情况而言,最具影响力者非《茶花女》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