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述酒》诗末句旨意辨析

陶渊明《述酒》诗末句云:“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这两句诗,歧解纷纭。诸家的纷歧主要集中在对于“天容”“彭殇”“非等伦”的理解以及两句诗整体意旨等方面。“天容”应指“自然之容”。“彭殇”指的是彭祖和殇子两方面。“彭殇非等伦”是将“彭”与“殇”两方面作对比,认为两者不可等量齐观。而这两句诗的主旨,则是强调大自然的永恒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要放弃不切实际的不死幻想,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生死寿夭的区别上,也就是珍惜生命,追求长寿。这从“天容”“彭殇”两词的词义和来源、《述酒》篇的主旨、陶渊明其他作品以及魏晋其他文人的作品等方面都可得到印证。

陶渊明《述酒》诗补证——兼论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及其隐居前后两期的不同意义

本文根据翔实的 ,包括较多未曾为人使用过的文献材料 ,对陶渊明《述酒》诗若干关键性的疑难诗句作出释证。结论 :一、《述酒》表彰东晋历史功绩 ,批判刘裕代晋册文贬低东晋历史 ;揭露刘裕杀害恭帝的真相及其制造恭帝善终的骗局 ;表示自己是晋之遗民 ,绝不奉刘宋正朔 ;并判断刘宋政权将寿命短暂 ,是渊明在晋宋之际政治态度的鲜明体现。二、渊明《述酒》《夷齐》诗 ,表明其隐居前后两期具有不同意义 ,在晋朝的隐居只是不愿心为形役 ,入宋后的隐居则是不奉刘宋正朔。

陶渊明《述酒》诗补证——兼论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及其隐居前后两期的不同意义

本文根据相关文献材料 ,对陶渊明《述酒》诗中的疑难诗句作出释证 ,并参证相关作品 。

陶渊明的《述酒》诗与东亚汉文化圈中的《陶渊明集》

伟大的诗歌如同伟大的音乐，如屈子之《离骚》，杜甫之《北征》，但丁之《神曲》，歌德之《浮士德》，其深沉悲怆的旷世大美丝毫不逊色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以一生奋斗的光辉艺术结晶唱响了人类的最高音，以奇幻的雄伟的超越的情思叩开了上帝的天阍，为迷蒙中的人类找到了精神的皈依。如果说贝多芬发现了人是音乐的人的话，那么，丹纳则发现了人是艺术的人，卡尔·马克思发现了人是阶级的人，弗洛伊德发现了人是欲望的人，孔子发现了人是礼义的人，司马迁发现了人是历史的人，陶渊明发现了人是诗性的人……文化巨人的标志就是对人的文化本性的发现以及相关的文化创造。当然，在同一发现的发现者系列中不止一人。

陶渊明《述酒》笺证

笺证《述酒》全诗,逐字逐句加以解释,包括训诂、古典、今典(东晋当代史)、时事。《述酒》历代注释,如汤汉、黄文焕、逯钦立等注释之创发,皆加以援引;其非是之处,必要者亦加以援引,以资讨论。主要之成绩,在于"重离"二句、"流泪"二句、"诸梁"二句、"山阳"二句、"安乐"句、"王子"以下八句之解释,发前人所未发。

《述酒》之谜与诗学文献

在陶渊明创造的诗国中,《述酒》诗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其廋辞隐语所造成的晦涩难懂在我国诗史中极为罕见,也与陶诗自然天成、平静恬和的主要文化气质甚不相侔。即使在苏东坡极力推崇陶渊明的时期,《述酒》诗也还是一篇令人困惑的诗作,如黄庭坚就认为“此篇有其义而亡其辞,似是读异书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隐隐地回应着颜延之对陶公“性好异书”的评说。至两宋之际,韩驹指出:“余反复之见‘山阳归下国’之句,盖用山阳公事,疑是义熙以后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泪抱中叹’、‘平王去旧京’之语。渊明忠义如此。

陶渊明《述酒》新解

陶渊明《述酒》新解袁达陶渊明的《述酒》是一首难解而又重要的诗。对《述酒》内涵的认识，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可解派，这派人一方面认为《述酒》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却尝试以史解诗。一种是不可解派，认为《述酒》深奥玄秘，难以索解。两派意见虽然不无道理，但他们的...

陶渊明《述酒》诗补注

在评析旧注的基础上,补注陶渊明《述酒》一诗,述旨趣,叙义例,对《述酒》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述酒》当作于元嘉四年三月以后,“以酒为名,而实则悼晋祚之式微,愤刘裕之盗篡也”,此乃陶渊明“忠愤人格之表见”。

非“忠晋愤宋”模式的《述酒》解诂

自南宋以来,人们皆以“忠晋愤宋”的主旨去解释《述酒》,然而扞格不通之处甚多。事实上,跳出这个解诗模式,可知《述酒》乃是一首概括东晋一代历史的“咏史诗”,重点在于阐述东晋立国史及晋孝武帝时期的历史,体现了史学家一般的卓识,与“忠晋愤宋”无关,也与刘裕无关。

陶渊明《述酒》诗文献辑考——以历代相关诗歌为中心

我国历代诗人往往以诗歌的形式,表明对陶渊明《述酒》诗的态度,这些作品是《述酒》诗阐释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陶集及笔记、诗话的直接评论方式不同,这些文本更具诗歌特有的抒情性与艺术性。可以说,诗人们不仅是在与陶诗进行文本的对话,更是在与陶渊明本人进行心灵的对话。这样的心灵对话,有助于形成阐释的良性循环。故而这类诗歌文献之于《述酒》诗的价值,需要予以特别的关注。

陶渊明《述酒》诗文献辑校汇评

《述酒》历来为诗家重视,传刻和评论不少,因此异文叠出,对该诗的主旨解读也多有不同。以宋刻递修本为底本,共整理出异文13则;对历代诗家就该诗主旨的讨论进行汇总,共47则。总体来说,民国以前,大多数学者仍是顺着汤汉旧路,视其为渊明抒发忠愤之作。《述酒》诗的历代阐释者又以理学家和遗民居多,忠君理想与亡国之痛,使他们在面对此诗时,往往格外留心《述酒》用典的君臣寓意,实际是借发掘《述酒》本旨之名,行浇自己胸中块垒之实。

从陶渊明《述酒》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

陶渊明《述酒》一诗以酒为中心来展开,采用的是放射性的章法,其中涉及当下政治的两句("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借典故隐晦曲折地涉及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杀掉已经交出政权的晋恭帝司马德文一事,其余各句皆另有所指。诗中多隐语,章法多跳跃,而全诗态度和措辞都比较平淡。但是在后来那些忠君思想正统观念非常之强的并习惯于从事扩大化的评论家眼里,《述酒》一诗全都是关于晋宋易代之际政治的哑谜,由此出发再进一步扩大化地通论陶渊明对于晋、宋改朝换代的政治态度,似乎他全是"忠愤"。事实上此前在桓玄夺取东晋政权时他毫无异议,晋宋易代以后他虽然也偶有一点遗老的口吻,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态度舒卷自如,并不僵硬。

陶渊明《述酒》中的用典手法

用典是引用方法的一种,即作者借用典故来表达思想感情,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14-616页)。用典的目的是加强语言表达的说明力和说服力,收到“达”与“信”的效果;其功能相当于现在文章中的“引证”。用典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运用得当可以使诗文主题突出,语言精练,准确贴切,文雅严肃。

陶渊明“忠愤”说及其扩大化影响

沈约在《宋书·陶潜传》中,认为陶渊明"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又说陶渊明为自己的作品题其年月,在东晋用年号,入刘宋后书甲子。这意味着陶渊明是东晋的忠臣。到了赵宋,陶渊明"耻事二姓"说相当流行,韩驹、汤汉注意到《述酒》诗中"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认为是影射东晋末代皇帝逊位后被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残杀一事,并由此推论陶渊明对于改朝换代的"忠愤":忠于东晋,愤恨刘裕。此论后来被推衍扩大到许多作品中,成为解读陶渊明诗歌创作的重要思路。"山阳"两句大约确有所指,而《述酒》其他各句则与易代无关,"忠愤"说由此两句扩大到全诗及其他作品以至陶渊明本人,则多为牵强附会、不合情理之论。只有将扩大化的"忠愤"说打包挂起,科学地重估陶渊明才能顺利进行。

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批评的意义及其反响

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批评的意义及其反响高恒文鲁迅《＂题未定＂草》之七，是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文中所提出的文学批评的原则，以及对陶潜的评价，今天已成为定论并常常被引用。但是，我们似乎一直忽略了鲁迅这篇文章对朱光潜的批评这一事实本身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

陶诗谈片

释<止酒> 一、"酒"是陶渊明的生活和文学的标志 袁行霈说,陶诗集中写饮酒,以至形成一种文学的主题.酒,已成为陶渊明的生活和文学的标志.又说,饮酒在渊明那里则是一种愉悦,他饮酒是饮出了深味的.他的作品中写到酒字的达到四十处之多,将近其诗文篇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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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探索自是一家──魏正申治陶论李华魏正申何许人也？全国著名陶学专家、鞍山电视大学教授是也。魏正申这个名字，据我所知，早在十年前的陶坛上，还属默默无闻，未能引起陶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正是此时，他却象一个辛勤的耕耘者，冒严寒，顶酷暑，春搐夏锄，期待丰...

论陶渊明的浪漫情怀

论陶渊明的浪漫情怀李华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他有不少称谓：梁钟峰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隋王通奉他为“放人”（意即放浪之人）、宋朱熹说他是“带性负气底人”、清龚自珍尊他为“卧龙豪”等等。通常，人们称他为田园诗人、隐...

月光长照金樽里——古代文人与酒琐谈(下)

酒中有深味：五花八门的饮酒力式 要说真正让“饮酒”进入中国文学的，当属陶渊明，他写了《饮酒（二十首）》《止酒》《述酒》等名作，著名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出自《饮酒（其五）》。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彭泽之樽”指的就是陶渊明的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