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则可久,通则不乏——《通变》辨义

通变是刘勰提出的一个重要文学理论命题。刘勰在《通变》篇中首先强调继承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通则可久",同时又指出了革新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变则不乏"。刘勰的通变论主要受到《周易·系辞》的影响。以往学者们大多认为通变论侧重的是"通"而非"变",更多关注于"通"即继承问题的研究,而对于"变"即革新问题关注不够。探究刘勰的通变论,对当今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孙龙子·通变论》的现代解读——从语词符号的角度

《通变论》之中心论题"二无一"命题的本意,是指在一个兼名中不存在任何具有独立符号性质的单名。在《通变论》中,公孙龙深刻阐明了兼名的独立性,正确揭示了兼名的合成规律、特点。因此,从《通变论》的思想意蕴来看,它实际上是一篇探讨兼名问题的符号学专论。

试述“通变”观的历史发展——兼论刘勰“通变”观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撰《通变》一篇，历述了从黄帝到“今代”文学的递变，认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他的“通变”论建立在对文学发展历史宏观把握的基础之上，着眼点是很远大的，他说：“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

小议诗歌创作中的“通变”

“通变”一词在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议对》、《通变》和《知音》三篇中运用了“观通变于当今”、“通变则久”、“通变无方”、“乃通变之术疏耳”、“可与言通变矣”、“通变之数也”、“三观通变”等7处，其含义虽因具体语境的不同而有细微的区别，但基本上都是“继承与革新”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说，“通变”也就等同于《通变》、《明诗》和《物色》三篇中的“因革”。正因任何成功的文学创作都是处理好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的结果，所以刘勰才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专列一篇《通变》集中论述“通变”问题。

论刘勰“通变”说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的《通变》篇阐述了文学创作中的“会通适变”问题,首创了文论领域的“通变”说。在这一学说的间接或直接影响下,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在“会通”与“适变”的矛盾冲突过程中发展前进。直至叶燮《原诗》问世,才重新调和“会通”与“适变”的矛盾冲突,再次回归刘勰“通变”说的正轨。

再论《文心雕龙》“相循参伍,因革通变”文本分析与刘勰通变观

检阅《文心雕龙》中一些"莫不……"句式,"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术也"的断句方式与它们的习惯用法相符。"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术也"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相循参伍"与"因革通变"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分工,既互相配合又互不重复,共同完整准确体现刘勰的关于文学继承与创新的观念。简略分析文学创新的过程。创新有两种要素:纵向的力度和横向的广度。"因革通变","因革"为文学创新,"通"为文学创新的广度,"变"为文学创新的力度。适当掌握力度、灵活推广应用,是创新实践的方法、机制。它们配合发展,互相促进,形成了创新的全过程。结合以上分析,"《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等中的"变、通"意思最为接近,可以视为词源。

先秦逻辑学的光辉遗产——《通变论》——公孙龙文新诠

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在先秦学术思想史上占有会么地位呢？至今似乎还不曾作出充分的评价。有人说公孙龙‘以自己的理论创建了一个诡辩学派。’有人把他比为古希腊的芝诺——一个诡辩派哲学家。的确，公孙龙以《白马论》驰名，而《白马论》就被后世一些人释为诡辩。

《时序》与《才略》:刘勰对文章时代性之论述

刘勰《文心雕龙》所勾勒之文学史,非仅止于文学经验的集合,更是一必然规律的实践,文学史与"文律"是一体发生的。刘勰的态度表现在《通变》篇对文体、文数之常、变原则的讨论中。然而,在文律之外,现实中确实可见众多外于文学的偶然出现,却又作为文学创作背景之因素,特别是因君王好尚与世道盛衰所造成的时代整体境况,更是刘勰回顾文学发展过程时不能不正视的另一类变因。在文章历史中,"时代性"作为变因,其影响并不明确,不具绝对、全面的主导效力;若真有时代对文章必然之影响,唯出现在世况有道的前提下,但一旦有道,亦已因道所具有之恒常性而取消了时代的个别之特性。文律故始终是决定文章历史的最大关键。

《文心雕龙》视域中的《楚辞》

《文心雕龙·通变》篇认为《楚辞》是文章"从质及讹"的转折点,希望通过"宗经诰"与"变乎骚",达到文章"通"与"变"的平衡。在这一大背景下,刘勰将《楚辞》列入"文之枢纽",并在《辨骚》篇中提出了"倚经驭骚,酌奇存真,玩华保实"的写作原则,把"文"之变纳入可以指导的范围内,《辨骚》篇的宗旨就是指导人们如何"驱辞力"和"穷文致"的。这一写作原则与"正言体要,恶乎异端"的思想密切相关。《风骨》篇与《定势》篇还从不同角度对《辨骚》篇的写作原则进行了补充和丰富。实际上,刘勰就是借《楚辞》来述其运辞之道,这是他解《楚辞》的独特之处。

试论《文心雕龙》总纲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内涵

“文之枢纽”五篇是一个正负结合、虚实互补、主旨鲜明、义脉流贯的理论整体，不可分割。刘勰唯求论文明道、总纲论述的“正本清源”的思想，旨在维护那个融汇了风骚两个艺术传统基础上所提出的奇正结合、华实相符的创作原则、文变理论，它具有回归传统、革新传统的重要理论价值。

从符号学观点看公孙龙的“兼名”合成思想

兼名是指两个以上音节组成的事物名称。公孙龙是先秦兼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坚白论》和《通变论》中,较系统地阐明了兼名生成的基本条件,揭示了兼名的合成规律。这不仅是先秦名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符号学思想,也是公孙龙对符号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从符号学观点看公孙龙的兼名独立性思想

兼名是指两个以上音节或字符组成的事物名称。公孙龙是先秦兼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其《白马论》和《通变论》中,较系统地探讨了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兼名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这不仅是先秦名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符号学思想,也是公孙龙对于符号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释“苞会通”——《文心雕龙译注》引论中的一节

《文心雕龙·序志》中说的“苞会、通”，是刘勰论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苞会、通”，指从《通变》到《附会》各篇的有关论述。《序志》所讲各篇先后，和《文心雕龙》的实际排列次序并不一致。

试辨“魏晋浅而绮”

刘勰在《通变》篇中提出“浅而绮”来界定魏晋文学。而对于“浅而绮”的内涵却没有作具体的说明。简而言之,“浅而绮”是魏晋文学的总论,所以内涵比较丰富,但是其在具体的魏晋时期的四个文学子时期的表现又是不同的。例如在《明诗》篇中刘勰提出了“轻绮”来作为西晋文学的特征。“轻绮”作为“浅而绮”某一子时期的具体表现概念,其内涵自然和“浅而绮”是不完全相同的。

先秦名辩思想的两个特点

我国先秦时代是逻辑探讨非常活跃的时代。所谓诸子百家,几乎都要在“名学’即逻辑学上阐述一些观点,尤其是墨家学派和名辩学派更为突出。名辩学派的著名者有邓祈、惠施、公孙龙等,他们被时人统称为“辩者”。在辩者中,作为完整资料流传下来的只有《公孙龙子》,所以本文试以公孙龙为代表,探讨一下名辩学派逻辑思想的特点。

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

从《尚书·周书》的诸篇诰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家们已经得出天命以民心为依归的观点,并以此来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递嬗。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该思想,并进一步以其来解释三代以前的历史递嬗。司马迁在思考天人之际时,既继承了周公、孟子的上述天人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常";同时又有自己更深一层的思考,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变",从而最终做到"通古今之变"。在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实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他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原因所在。

公孙龙的辩证思想与诡辩

怎样评价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历来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公孙龙的思想纯粹是诡辩;有人则认为他的观点根本不是诡辩而充满辩证法。我认为,公孙龙的思想,其中包含不少辩证法的因素,但是,公孙龙最后陷入了诡辩。对于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既不能因其诡辩而否定其中的辩证因素,也不能因其中的辩证法因素而否定其诡辩的归宿。分析公孙龙思想中的辩证因素,有利于了解我国辩证思想的发展;研究公孙龙陷于诡辩的原因,可以为我们今天坚持辩证法,防止辩证法变成通向诡辩的桥梁,提供有益的借鉴。

试论公孙龙概念学说的内在联系

公孙龙(约前325年——前256年)是我国先秦时代的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和著名的逻辑学家。他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载“公孙龙子十四篇。”杨雄《法言》亦称“龙诡辞数万。”但今本《公孙龙子》一书,除《迹府》为后人辑录他书而成外,仅余《指物论》、《名实论》、《坚白论》、《白马论》、《通变论》五篇,其他著作大多散佚了。晋人鲁胜认为公孙龙之学出于墨翟,近代一些著名学者也持这种看法。然而,公孙龙不只是继承了墨翟的逻辑思想,而且大大发展了墨子的学说。特别是在概念论的分析研究上,他独树一帜,对当时流传的许多重要的逻辑概念作了深入分析,表现自己特有的看法。他虽沿用了前人曾提过的“指”、“物”、 “名”、“谓”、“坚”

关于“白马非马”的推证方法

“白马非马”是先秦时代的著名“辩者”公孙龙主张的命题,为论证这一命题,公孙龙专著了一篇《白马论》。古来学者大都指斥它是“诡辞”,而对它称许者寥寥。只是到了近现代,才有学者开始说“白马非马”原本是逻辑的,甚至是辩证的。我们决不能单以先人的评论为据,本文只想从《白马论》的分析中找一找公孙龙“诡”的巧处。 《白马论》的中心命题是“白马非马”,目前人们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它讲的是“白马不是(不属于)马”,故意将两个种属概念说成全异概念,并且在论证中发挥其诡辩的逻辑技巧;另一是认为它讲的是“白马异于(不等于)马”,是讲两个种属概念的不完全等同,因此“白马非马”并不诡辩。我们是赞同前者的意见,这里关键是涉及到对“非”

一部自出机纾的专著——评宋祚胤《公孙龙子译注和辨析》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公孙龙子》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或者只承认《名实论》“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但“又倒向了唯心主义”。宋祚胤新著《公孙龙子译注和辨析》（《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突破了学术界陈陈相因之说,作出了公孙龙的思想是“属于朴素辩证唯物论的,居于当时思想家的前列”（见该书第62页）的崭新结论。宋先生这一论断,是从多角度深入考察,研究所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