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撰文《遐迩贯珍》考——兼议王韬报业活动之起点

1854年7、8月间《遐迩贯珍》刊载的《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是目前所见王韬发表最早的两篇报刊文章。但是,由于同一时期王韬近代报刊意识缺乏等一些具体原因,王韬为《遐迩贯珍》撰稿之举,尚不能成为认定他从事报业活动起点之标志。该起点从1870年代初王韬兼任《香港近事编录》编辑算起较为合适。更明确之标志,当非王韬于1874年受聘出任《循环日报》"正主笔"一事莫属。

《遐迩贯珍》:两种价值观的博弈

文章以麦华陀创办于香港的期刊《遐迩贯珍》为例,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期刊诉求价值观的变化。《遐迩贯珍》以文化传播双管齐下,不但从物质层面进行了文化渗入,更力图从非物质层面置换深层中国伦理道德观。研究发现,19世纪中叶的西人办报历程中,科学技术传播的力度加大,其主要目的在于传播配套的西方文明价值观。在传播历程中,中国人坚守基于儒家伦理的传统文明观,在此基础上将新教伦理与其上的物质文明加以分割,在实用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接受器物层面的科学知识。这种实用价值观与基本价值观的博弈,取决于两种信仰的不妥协和不相容,同时意味着科学技术传播从根源上就保留着与原先环境分离的特质。

《遐迩贯珍》与英国的殖民话语建构——以香港新闻为中心

作为鸦片战争后英国传教士创办于香港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运用中国本土语言,追溯及报道中英战争,并展示英国对香港统治的“良善”,以此解释战争的“合理性”,构建殖民话语体系。香港新闻的报道体现了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形式,属于英国殖民主义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对比港英政府统治前后香港人口、建筑、道路、经济、司法等情况,意在为港英政府的殖民活动开脱;展现港英政府的官员任免、机构设立、法律法规颁布、社会管理及文化教育政策等,成为港英政府的“喉舌”。《遐迩贯珍》所刊载的香港新闻的内容及其舆论趋向是考察英国传教士如何看待中英关系发展的关键点。

《遐迩贯珍·布告篇》传播的广告营销新理念

通过采用历史文献分析和数据分析等方法,并运用现代广告营销理论,对《遐迩贯珍》这一鸦片战争后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刊发的广告专栏"布告篇"所传播的广告营销理念进行探析。认为《遐迩贯珍.布告篇》创中国中文报刊刊登商业广告之先河,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又彰显了其独特的广告编排特征和广告营销理念。

《遐迩贯珍》中所记录的华工出国与海外华人(1853～1856)

《遐迩贯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传教士在香港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月刊，其刊行年代（1853-1856年）正值近代华工出国高峰时期。刊物中出现大量关于华工出国与海外华人的报道，其内容丰富、类型多元，通过消息、通讯、评论、公告、条规以及轮船广告等多种形式，记录了19世纪中期华南沿海地区民众经由香港赴海外务工谋生的历史情形。报道内容不仅涉及华工出国的规模、流向、海上交通与生活、域外华人劳作生活、西方视野下的华人形象等，同时作为一份英国传教士主办的刊物，相关文章的评论视角也折射出英国政府在移民政策、航运利益及对华治港等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这些内容对于研究19世纪中期华人移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华工华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具有启发性意义。

近代香港地区中文报刊的内容变相与学术视差——以黄天对《遐迩贯珍》的研究为中心

1853年英华书院组织报人印刷的刊物《遐迩贯珍》,在“臻于广见,中外得裨”特定的目的语境和殖民文化视阈中萌蘖,先天携带着伦敦传教会的传教因子,不仅对近代香港地区史资料作了补充,又传播了时事政治,还反映了报人的办报观念,在传统目录学对报刊内容著录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成为研究近代香港地区的文献资源。黄天经过缜密钩沉与索隐论证,不仅寻探验证了这一刊物的馆藏情况,还将刊物中的香港地区史料归类汇编,强调不能忽视当时华人的付出,详细探赜了近代香港地区社会的问题,为阅者建构了《遐迩贯珍》视野下的香港地区形象,他认为该刊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同时揭示了报刊的内容变相和所造成的当代学术视差,因此强调了研究不可脱离或否认一直以来香港地区的发展绝对离不开祖国这一基点,以提醒后学更加注意近代香港地区背景下的微妙分际。

论弥尔顿《咏失明》及其早期中国因缘

通过细读文本,反驳了约翰逊博士对弥尔顿十四行诗不公正的评价,指出《咏失明》中的有机统一足以使它成为十四行诗中的杰作,形式与内容之间丰富而微妙的互动表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在诗中,言说者内心的两个侧面,自然人和基督徒,彼此对话。二者的矛盾在审美化的过程中,即以十四行诗的形式对这一经历的艺术升华中得以统一。文章还追溯了《咏失明》在中国的早期因缘,主要是传教士杂志《遐迩贯珍》中的译诗和吴宓的译写、教学。

《伊索寓言》在近代中国报刊上的传播

报刊传播是近代兴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传播方式,同时也为外国文学的译介提供了重要的传播渠道。作为传入我国较早的一部文学作品——《伊索寓言》,研究者多将目光停留在独立刊行的版本上,然其在近代中国报刊上的三次刊载,同样提升了这部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接受程度,扩大了影响范围,也博得了更多国人的喜爱。

中文期刊发刊序与告止序考

确认唐大烈创刊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吴医汇讲》中,唐大烈的《自序》《凡例》、名医缪遵义的《序》及元和知县蒋楩的《序》,为中文期刊最早的发刊词,而《吴医汇讲》11卷卷终所载唐庆耆的《爰书数语附于简末》则为本土中文期刊最早的停刊声明。1815年在马来西亚之马六甲所办的境外最早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为传教士所办西式中文期刊最早的发刊词。传教士所办香港最早的期刊《遐迩贯珍》1856年5期所载《遐迩贯珍告止序》和《六合丛谈》1858年2卷2号的简短英文声明和收支表,则为舶来式中文期刊最早的中英文停刊声明。

王韜與近代早期香港華文報刊業——《循環日報》創辦緣起考

《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與作爲重要創辦人之一的王韜在《循環日報》創辦前比較深地介入香港華文報刊業密切相關。在此期間,王韜近代報刊輿論意識的形成,王韜與香港報界、商界和華人社會中知識人士的廣泛交往所建立的良好關係,王韜在《香港近事編録》報館多年歷練所積累的豐富的辦報經驗和鑄就的鮮明的辦報風格,都不同程度地爲《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動力、人事財政保障以及相應的業務基礎。這些諸多條件的獲得和具備是促成《循環日報》成功創辦的主要原因。

“福音”下的世俗竞利:鸦片战争前后在华传教士对商务知识的传播

目前学界关于近代由海路而来的西学东渐的主流看法,仍认为它是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进过程。暂且不论作为"东"的一方的中国人是否真的按照这一进程来接收西学,但作为近代西学的首批传送者——来华传教士而言,他们的知识输出过程似乎并非如此。他们很可能一开始便通过出版物进行多种知识的并行输出。若按照现在的学科知识分类来看,这些知识包括了西洋史地、商务、科学、政治等,它们多是相伴而行,并未有层层递进式的先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