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继祖与《辽史校勘记》

罗继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书画家,在历史、考古、书法、绘画、图书等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在文献学和辽史、东北史研究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贡献。罗老一生文章著述无数,其中第一部著作便是《辽史校勘记》。1938年罗老在辽史研究还未发展壮大的时期便撰写出了著作《辽史校勘记》,并由此跻身“辽史四大家”,《辽史校勘记》为后世研究《辽史》者提供了准确的校勘版本,为治辽史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再为《辽史》的错误勘漏而劳心费神,促进了《辽史》研究的快速发展。罗继祖是辽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而《辽史校勘记》也是辽史研究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元史北方部族表

明修《元史》无《部族表》。其後钱大昕作《元史氏族表》二卷。屠寄《蒙兀儿史记》有《蒙兀氏族表》、《色目氏族表》各二卷之作；柯劭态《新元史》有《氏族表》二卷之作，用力皆在详少数部族之世次，而不及全数之搜罗。爰仿《辽史》，作《元史北方部族表》，尽列其时活动在北方之诸部族而稍作考证说明，治元史者或亦有助焉。

耶律俨《皇朝实录》与《辽史》

元修《辽史》多取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辽史.营卫志》实出自耶律俨《实录》,《百官志》中也包含大量《实录》佚文;此外,圣宗、兴宗、道宗三《纪》应也是依据《实录》写成。耶律俨《皇朝实录》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此前分别成书于圣宗统和九年(991)、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道宗大安元年(1085)的《实录》,这些内容应为研究辽史的第一手资料,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但从耶律俨《实录》来看,《实录》内容失之过略应是辽修《实录》的通病。有关辽代史料的匮乏,恐怕不能完全归咎于辽亡后史料的散失。

《遼史·曆象志》溯源——兼評晚清以來傳統曆譜的系統性缺陷

《遼史·曆象志》較爲系統地保存了公元907—1125年的朔閏記錄,其中包括一份完整的北宋曆表,在文獻學和年代學上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這些記錄的史料來源便是本文重點討論的內容。由晚清汪曰楨開始建立、並由陳垣最終奠定的近二百年來通行曆譜,存在着兩大缺陷:一是推步依據本身存在某些漏洞,二是曆譜推算結果缺乏歷史文獻的校驗。本文在梳理《遼史·曆象志》史源的基礎之上,對晚清以來的曆譜系統作了全面的檢討。

20世纪《辽史》《金史》《元史》研究及其影响

《辽史》、《金史》、《元史》是二十四史中颇具民族特色的三部史书。它们集中地反映了十至十四世纪中期中国北方的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兴起发展并建立多民族北方政权及全国政权的历史进程。然而这三部史书因为成书仓促，存在的问题较多，自元末明初问世以来，

辽代契丹半丁零——《辽史》中的迪辇为高车丁零异译补证

奚族的一些部族和姓氏名称,如,阿会、奥隗,等等,人名如,阿钵、隗引等等,与南北朝时期高车隗姓、高车的屋引氏,为同名异译或不同的变体,有某种同源关系。辽代的述律氏为南北朝时期敕勒的异译,原为迪烈纥氏,出身高车姪利昌,至辽,以其原地敕勒川而称述律氏,又改称石抹氏或肖氏。辽代述律氏和耶律氏的一些人名,如,迪辇、敌鲁、挞凛、迪里古、迪烈纥,等等,与辽代的一些部族名称如,敌烈、挞凛、挞领、铁骊、姪里古,等等,与南北朝时期的“高车丁零”、“高车姪利曷”,以及高车“初号狄”,似为同名异译。

从赵翼论宋辽金三史看其史学思想

《宋史》、《辽史》、《金史》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粗糙的 3部正史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宋辽金三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 ,特别是对这 3部正史的体裁体例、史家作史的态度、行文的“书法”、史料的来源和去取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论述 ,充分体现出了他鲜明的史学思想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辽史》所见辽宁地区自然灾害及应对措施

据《辽史》记载,辽代辽宁地区自然灾害主要以气候灾害为主,如:旱灾、水灾、雪灾冻灾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往往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牲畜死亡,进而导致饥荒,对社会秩序与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在此情况下,辽代政府积极加强灾害的防治,并通过赈济、蠲免、宽省的手段进行灾后安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论辽代石刻在疏证《辽史》中的作用——兼评向南先生《辽代石刻文编》

辽朝(公元907——1125年)是以契丹人为主体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封建政权。而《辽史》则是于辽亡200余年后的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元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进行修撰的。由于当时国柄将移,人心惶惶,加之国家财政亦已极为困难,修史工作亦便匆匆行事,敷衍塞责。据载,史官廉惠山海牙、王沂等四人仅用了11个月时间(至正三年四月——四年三月),便将一部记述200余年历史的《辽史》仓促修成。由此,便注定了《辽史》从它脱胎之日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史事缺漏,舛讹百出。亦正如中华书局版《辽史》“出版说明”所云: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

《金史》研究

《金史》,135卷.是元末脱脱主编的三史之一,是二十五史中的第二十二部“正史”.其书起于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年)阿骨打称帝,止于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灭金,为记载金政权一百二十年兴亡始末的一部史书.金政权存在的一百二十年间,原有的历史文献绝大部分早已散佚,幸赖《金史》一书为我们直接或间接留下了古代女真人活动的轨迹及其珍贵资料,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金同辽、宋、夏、元都有着一定的关系和联系,交往比较频繁,所以《金史》其书既是治金史者的一部重要基础书,同时也是治辽、宋、夏、元史者的重要参考书.为其要研习《金史》,就不能不对《金史》的优点、特点及其不足作一番研究和探讨,以供后我学者学习时参考.

《辽史·韩知古传》校补

《辽史》编纂疏陋，是研究辽史、契丹史的最大难题。而作为与北宋对峙近两个世纪的辽朝和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契丹民族，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文化、制度与社会结构方面，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对辽史、契丹史的研究，无论对中国断代史，还是对民族史的研究，都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作为保存辽代和契丹民族历史资料最多的《辽史》，却不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研究依据。这一状况困扰了自清代以来的史学研究者，人们力图从其他文献中获取相关资料，对《辽史》加以补充，但文献记载非常有限，希望只能寄托于考古发掘和金石资料。所幸近年来，辽代考古成绩斐然，韩知古家族成员墓志的发现，使韩氏家族在辽代的活动日渐清晰。本文主要依据已经发表的韩氏家庭成员墓志和《辽史》的相关记载，对韩知古家族成员在辽代的行事加以疏理，以修正《辽史》中的讹误，补充其遗漏。

再谈《辽史·乐志》中的四旦七调

作者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辽史·乐志》将《隋书·音乐志》中苏祗婆的五旦七调记作七旦,从而调换了"旦"与"调"两个概念的含义。这一失误导致后世学者将七宫四调的二十八调理解为四宫七调。某些学者认为这并非《辽史·乐志》的失误,而是另有原因。文章以《辽史·乐志》中的其他材料为依据,辅以其他学者的见解,再次证明将五旦记作七旦是《辽史》的失误,而这一失误竟成为后世某些论点的依据。

辽朝何以“雄长二百余年”——《辽史》论赞相关议论探究

从《辽史》论赞看,长期居于北方的契丹人养成了应对战争的良好机制,在其兴起过程中显示出了独特优势。辽朝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胜攻取,而且,其推行的灵活的、富有成效的用人政策和管理制度也是其兴盛的重要保障。值得重视的是,元朝史官认为辽朝不轻意用兵是其统治长达二百余年的关键。

《辽史》所载宋遣来使资料勘误

对《辽史》所载宋遣来使进行勘误。

《辽史·西夏外记》史源补说

元修《辽史·西夏外记》开首部分所载西夏政情,并非如前人所论源出《隆平集》或《宋仁宗实录》之元昊附传,而是摘抄自宋朝国史中的《夏国传》。该记中不见于现存其他文献的两则独家史料,恐亦非出自《夏国枢要》等私家著述,而应视作宋《国史·夏国传》的珍贵佚文。

《辽史》传论的文化性质初探

“传论”以阐述治国之道为核心而构成史论体系。《辽史》传论继承了我国传统史学中亦史亦论的风格 ,但一概以中原传统价值观念对契丹君臣进行评论 ,不仅导致对辽代许多社会现象无法证明 ,也抹煞了契丹族的文化个性。

《辽史·世表》史源考

《辽史·世表》是探究契丹族源的重要史料,今人所见之《辽史》为元人作品,由于其成书仓促,错误讹漏较多,当时修史时所参引的资料如耶律俨之《实录》、陈大任之《辽史》,今天均无法得见。因此对《辽史》中史料史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理清根源,才能对契丹族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