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大词典》编纂的三个问题——以《邵氏闻见录》的词汇研究为例

文章以宋代笔记小说《邵氏闻见录》为语料基础,结合语料库的调查,指出了《汉语大词典》存在词项失收、义项漏收、书证滞后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并给予指正,期望能为《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邵氏闻见录》词汇研究与《汉语大词典》立目拾遗

《汉语大词典》是我国上世纪词典学界最重要的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词目漏收问题比较严重。文章以唐宋笔记《邵氏闻见录》为语料而设定词条,指出《大词典》存在漏收词条的问题,并给予补正,以期对《大词典》修订完善提供参考。

《邵氏闻见录》与南宋初年政治——以其中有关王安石的记叙为讨论中心

《邵氏闻见录》是邵伯温在南宋初年创作的一部笔记小说,主要记载了北宋士人的对话与交游。本文以《邵氏闻见录》中记载的《辨奸论》所引发的一桩公案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邵氏闻见录》是如何反应南宋初年的政治状态,进而从中探讨政治与文学的生态关系。全文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其一,研究《邵氏闻见录》对于王安石的多角度批判,以达到全方位攻击王安石的目的;其二,研究《辨奸论》一文是《邵氏闻见录》批判王安石的核心依据;其三,受政治影响的《邵氏闻见录》写作手法的转变,对于王安石及新法的描写往往采用歪曲事实、伪造事实和曲意理解、引申发挥等写作手法。通过分析南宋初年批判王安石的主流政治背景和洛学的兴起,来探究《邵氏闻见录》是如何多角度地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从而达到与主流政治思想保持一致的目的。

《邵氏闻见录》有关王安石若干史料辨误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是宋朝重要的笔记著作之一，书中有不少关于王安石的记载，为研究熙丰变法者所习用。但书中多有议论失当、叙事讹误之处，不少内容出于有意作伪。

试论《邵氏闻见录》中的王安石形象

本文解读了宋邵伯温所著《邵氏闻见录》。由于邵伯温与王安石是同时期人,因此书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着墨较多。在邵伯温笔下,王安石亦正亦邪,既是一个才华横溢、不爱官职、友爱兄弟、不好声色的正人君子;也是一个外朴内奸、好用奸邪、固执有余的奸邪小人,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作者认为对人物的评价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对王安石有一个公允的评价。纵观历史,王安石是位有政治抱负的改革家,他的变法虽没有改变北宋日趋腐败的命运,但还是部分地实现了富国的目的。

《邵氏闻见录》“始旧更”校札

《邵氏闻见录》，宋人邵伯温撰。其自序云：“伯温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

北宋《神宗实录》五修始末

北宋《神宗实录》五修始末吴振清北宋《神宗实录》的反复修纂是北宋晚期一大公案，北宋之后，围绕《实录》的斗争犹未平息，随南宋的建立，又发生了一轮新的较量。因为《神宗实录》关涉到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以及对元党人的论定，故而伴随朝廷内部各政治集团权势消长，从而...

论“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既与唐末以来兵骄将悍的政治混乱相关，更与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深层变化有内在联系。兵变前赵匡胤集团有两次机遇与时缘的巧合，促成其势力急剧发展。兵变过程中的缜密决策和细致运作，使“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奇迹的背后则凝结着卓识与理性，含蕴着政治良知。基于此，使得“宋氏启运，不类汉周”，酿造出一种文明理性的“立国气象”，从而对唐宋之际的“治乱分合”以及两宋政治产生了深刻而有益的影响陈桥兵变既与唐末以来兵骄将悍的政治混乱相关，更与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深层变化有内在联系。兵变前赵匡胤集团有两次机遇与时缘的巧合，促成其势力急剧发展。兵变过程中的缜密决策和细致运作，使“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奇迹的背后则凝结着卓识与理性，含蕴着政治良知。基于此，使得“宋氏启运，不类汉周”，酿造出一种文明理性的“立国气象”，从而对唐宋之际的“治乱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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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妾所生》一文的商榷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一期所载《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妾所生》一文,确认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妾所生.作者宋衍申同志这种勇于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他对于材料的去取、解释和运用却是大有问题的,因此,他所推演出来的结论,实难令人信服.谨撰本文,以就教于宋衍申同志及广大读者.

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妾所生

司马康(1050—1090),字公休,是司马光唯一的儿子.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他任检阅文字工作,是得力的助手.司马光三十二岁时生司马康.生司马康之前曾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司马童、一个叫司马唐,但都不幸早夭.所以,生下这第三个儿子格外珍爱、为祝愿长命百岁而取名为康.

《蠢子数》与《蠢子医》

古代有位道士,姓邵名雍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谥康节。邵雍学问十分了得,既是理学家、数学家,又是诗人,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系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之一,《宋史》卷四百二十七有'五子传',作为一介布衣,却能得到宋哲宗元祐年间所赐谥号,这在历史上是颇为鲜见的。坊间流传邵雍还撰有《蠢子数》,说是邵雍用来教子孙学数的启蒙书。还用邵雍的一首《山村咏怀》诗为证:'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

邵博论苏诗用典之误

自从宋代开始,就有不少学者喜欢指出苏轼诗用典的谬误之处。他们的言论,记载在笔记或诗话中,其中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6假借童子向他提问,一口气列举了苏轼诗中用典的十个错误之处。本文详细分析这十个所谓谬误,发觉大部分指摘都有值得商榷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