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藏0669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考释

依据图录,通过对敦煌研究院所藏0669号西夏文《金刚波若波罗蜜多经》翻译,对该文献进行了缀合和断代。在此基础上复原了西夏文《金刚经》的完整修持仪轨,并与俄藏汉文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了汉文本与夏译本的区别,在其中新发现了一个西夏文字"",这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之慧琳“音义”校读札记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之慧琳“音义”见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至卷八,约占全书8%的篇幅,其中存在许多文字问题。详其讹误原因,或因形近,或有脱漏,或是衍倒,或违文例。勘正这些问题,对促进和深化慧琳《一切经音义》的研究和利用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于中国现存最早的元刻朱墨套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有关版本学或版书的专著,无不提到元代所刻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因为这是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朱墨套印本.然而,由于这件国宝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故专著的作者们因为两岸……

敦煌南齐建武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书法特色及辨伪

敦煌南齐建武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建武本《金刚经》")是目前款署最早的《金刚经》写本之一。基于建武本《金刚经》的书法特色,辅以流传、来源、纸张以及文字等方面特征对该卷进行辨伪,并分别将其与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和南朝梁大同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大同本《金刚经》")进行比对,可以得出建武本《金刚经》为伪的结论。

新见西夏文草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页考

通过释读新见民间藏未定名、未刊布西夏文草书残页,勘定其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百一《初分难信解品》第三十四之二十,是目前所见唯一西夏文草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其版本与已刊布《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版本均有所不同。

云间书派对康熙皇帝书法之影响——兼论国博馆藏康熙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云间书派历经明清两代,几度崛起均与官方的大力推崇有关。从沈度、沈粲受宠于永乐皇帝朱棣,到沈荃成为康熙皇帝玄烨的书法老师,该派诸位领袖在不同时期,凭借天子御用书法家的身份,得到了官方对其书风的认可。清初,沈荃利用自己跻身宫廷、随侍御前与天子切磋书学的契机,在潜移默化中持续对后者施加影响。通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康熙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可以发现:玄烨的书法结字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云间书派”特点,体现了清初官方的书法审美旨趣。同时,此本在落款处未循例恭写“敬书”,实属辞微旨远,与康熙五十四年(1715)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而“矾书案”以及“玉牒失踪案”,则为探究“敬”字的缺失原因提供了几种思考。

论唐代敦煌地区僧人的佛典学习——以BD0826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为中心

敦煌写本BD0826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是抄写者在原《金刚经》经卷行间增抄注解内容二次加工而成。抄写者只是撷取《金刚经》经文中的部分语句或词语进行注释,释义简洁明了,颇具禅风,并非对《金刚经》全文进行注解,其目的应该不是作讲经之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其个人阅读《金刚经》时所留下的学习笔记。与敦煌文献中僧人诵经、试经等相对制度化资料相比,此件经注属于一件个性化比较强的文献,对研究唐代佛典的阅读史具有独特价值。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补校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经王庆菽先生一番披荆斩棘,校录于《敦煌变文集》中,给于研读者的便利,已载入敦煌学研究的史册.三十年后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偶有所得,仰前贤之风雅而已.下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原文,仅注《敦煌变文集》页码.为方便排印汁.凡没有异议的原校录本中的俗字别字,均按校正后的文字转引;并改繁体字为简化字.原文为竖排,改为横排后,专名号等,相应省略.经“须菩提〔注〕于意云何,但恒河中所有沙"至"尔国土中,所有?(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法会因由分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柢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新讲(一)

一、《金刚经》的由来善逝逝后五六百年顷,印度佛教界出现改革的新思潮,从佛法理论到宗教实践等各方面都有新的创造与发展,佛教史上称为大乘运动。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新讲(三)

(25) 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此段表出般若空宗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即般若实相。一切有为法相千差万殊,但都是不真实的,最真实的是实相。实相一相,无分别相,也可以说它是无相的。它不能用语言论证,不能藉理性推求。但若奉持《金刚经》信心清净,从清净心中可以生出实相,心生实相亦即证菩提而成佛果。

黑龙江省图书馆馆藏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源流探究

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抄写是知识传播的主要方式。唐代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抄写经卷也达到了鼎盛,成为佛家传播佛教的一种重要手段。《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玄奘生前历时3年所译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佛经,存唐写本、宋刻本等诸多版本。黑龙江省图书馆馆藏该经的第三百六十三卷写本,从书写年代、风格、流转过程考证可知,此经卷是清末著名版本学家杨守敬从东瀛购回,又递经清末书法家邵松年及其子收藏的不可多得的唐写本珍品。

伪敦煌遗书《般若波罗蜜菩萨教化经》考

本文从文献内容、所谓李盛铎题跋两个方面,考证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春季拍卖会"出现的《般若波罗蜜菩萨教化经》乃现代人伪造的赝品。

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经《般若波罗蜜多经》叙录

论文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收录的在西夏流传的大体三十九种汉文佛经文献《般若波罗蜜多经》进行叙录。叙录建立在孟列夫叙录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不当、差异、遗失情况随文补充。

安岳佚经《修多罗般若波罗蜜经》之真伪考论

文章对现存《修多罗般若波罗蜜经》进行整理,通过其自身面貌、经题名称、结构体例和文句承袭等方面进行分析,从佛教关于佛经真伪判别的传统意义上,认为该经为一部汉人撰写的伪经。同时,鉴于该经丰厚的历史内涵,分析了其文献史料价值。

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

一题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Pt.448号,是一篇用藏文音译汉文的材料。1950年,拉鲁(Lalou)在她所编的敦煌藏文写经本目录中指出这份材料的汉文原本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下简称《心经》)。1958年,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在《记汉藏对音本》一文中,引用了这份材料的一部分,并注出了汉文;1959年,周达甫先生将西门华德的这篇文章译成汉文,发表在《现代佛学》上。由于西门华德在他的文章中只引用了《心经》的前六行,还不到全文的一半,而且在《现代佛学》上刊印时,又错了很多,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把全文准确地介绍出来。

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函号补释

汉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共600卷,西夏人译出前450卷,分别用45个西夏字作函号。克恰诺夫《西夏佛教文献目录》仅辑录了前40个函号,受当时西夏字录入条件的限制,有些西夏字是错误的。本文对函号中错误的西夏字作了纠正,并新补了第401—450卷中的5个函号,为学界提供一份准确的西夏人原创作品《千字文》。文章最后对这个仅存45字的小短文作了重新翻译,并认为这是一则西夏卵生神话故事,反映了党项羌族的宇宙观,它与吐蕃卵生神话故事关系密切。

英藏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八残片考

黑水城出土的《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中,有部分残片尚未释读定名。经本文释读出的标号Or.12380-3764.1、Or.12380-3764.2、Or.12380-3764.3、Or.12380-3764.4的四张残片均属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八卷的内容,上下文相继,可互相缀合。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兴起于二十世纪末，主张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使人类走向幸福。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是博大精深的经典，蕴含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尤其是积极心理学思想。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心经》中的积极心理学。首先回顾了佛教文化中孕育的积极心理学。其次，概述了《心经》与积极心理学的紧密联系。最后，分析了“照见”与积极情绪体验，以及“般若”与积极人格。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新见《崇宁藏》零种《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二残卷浅议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有《崇宁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二残卷一部,尚未为学人所知。此卷原为国际汉学家房兆楹先生旧藏,1961年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购入。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二的版式行格、字体刀法、刻工、印工等方面来看,该卷是北宋福州东禅寺传法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1080)在东禅经局主持雕造的《崇宁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零种之一。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参政太师王庆曾之子福建路安抚司参议官王伯序出资购买了早年印本,并补刻了卷尾题记,置于自家祠堂供养。该卷的发现为《崇宁藏》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