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垖》与民国宁波地区的金石文化

朱赞卿是近代著名的收藏家,其收藏并非囿于古籍,还包括书画、碑帖乃至器物,在当时宁波地区藏家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以朱赞卿亲手收藏整理的金石小品集《金石垖》为例,探寻其对金石的收藏、整理及研究,并结合当时的收藏环境考察其对宁波地区金石收藏的重要贡献。

以论附注:王昶金石题跋与清人的金石阅读

金石题跋承载着金石学家的思想与情感,是其金石学思想从石本到纸本、从静态到动态的重要表现形式。《金石萃编》所录374则题跋是王昶金石学思想的结晶,其内容或订正金石文字、或补充史志之阙、或校勘文集错讹。题跋具有明显的“以论附注”特点,即在行文中考订金石原委、归纳金石义例、总结学术流变。就阅读史角度而言,金石题跋是“撰作者、书写者、锤拓者、阅读者”四位一体的凝结。此外,作为金石题跋的重要补充,金石诗通过诗歌再现了金石阅读的场景,成为王昶“以论附注”的另一种呈现。

辑考体金石目录之成立——论《八琼室金石补正》对《金石萃编》体例的增益

从目录学角度看,王昶《金石萃编》综合了传统金石目录中存目、录文、辑录与跋尾四种体例,而开创了“辑考体金石目录”这一编纂体例。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在其基础上,通过“增补摹图”与“附加按语”对这一体例进行了完善,使得这种目录的编纂结构涵盖了存目、摹图、录文、辑录与跋尾五个部分。辑考体金石目录就其本质而言,是在据拓本进行汇校汇订的基础上,将辑录与考证相结合,对相关史料的别裁与考订服务于个案学术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相较于辑录体金石目录,这种目录体例的学术考辨性更强,而这也是其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兼具集大成特点的根本原因。

简州“韦南康纪功碑”诸事考论

“韦南康纪功碑”是蜀中现存罕见的唐代御制巨碑。其残存碑文自被重新发现以来,研究者寥寥。此碑至迟在南宋王象之撰成《舆地纪胜》并著录之后就沉沦土中,不显于世;直到清乾隆后期才由当时的知州王启焜重新发掘出土并拓片,由王昶所著《金石萃编》首先著录该碑残文。翁方纲最先对此碑两次作跋。此后该碑又重沦土中。此碑重新出土之前和之后均曾遭受严重的人为损毁。诸书特别是《蜀中名胜记》对资州碑、简州碑记载的含混,加上《金石萃编》中王昶跋语中的误引,导致后来研究者的误读和误判。此碑虽已残泐,但为世人研究唐王朝政权建设以及简州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

碑刻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以《金石录》和《集古录》为例

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在这些文献中,碑刻文献作为一种以石头为载体的特殊文献,为研究史学、文学、文字学、书法、经学、宗教学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一般除少数伪造者外,多是第一手资料,不像史书经过传抄刊刻而多有脱沩,故而夙为历代研治史学者所珍视.从北宋起,碑刻考据学作为金石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分支而迅速崛起,正式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研究石刻文字的专著--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下及清代,金石学大盛,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都成为清代金石学上的巨著.而在金石学研究史上,<金石录>和<集古录>是开创性的著作,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故而金石学也被称为"欧赵之学".

从《金石录》的一则题跋推测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的开凿者与开凿时代

本文通过《金石录》的一则题跋——《后魏化政寺石窟铭》中提到的泾州刺史杞嶷(抱嶷)开凿石窟的记录,推测今天甘肃泾川的王母宫石窟很可能就是抱嶷所开凿者。并进一步根据《魏书.抱嶷传》推测王母宫石窟的开凿年代为太和十九年(495)前后,从而认为王母宫石窟是今天陇东地区时代最早的石窟。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宋代山东金石学成就及其学术贡献

在宋代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山东地区出现了王俅、刘、赵明诚、李清照等许多著名的金石学家,涌现出一大批金石学著作,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运用金石资料,考订经史文集;结合金石资料,评判历史事件,臧否历史人物;访求集,保存整理等方面。

云南金石文献研究评述

云南金石文献研究评述陈子丹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现存有２０００多件金石铭刻，这批金石文献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文化遗产，〔１〕是研究云南历史以及云南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民族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在我国民族文化、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

十卷宋本《金石录》递藏源流辨正——兼考明代藏书家朱大韶生平

《金石录》三十卷,是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的金石碑刻专著,现存宋刻本两部,一为南宋淳熙年间龙舒郡斋初刻本;一为据龙舒郡斋刻板修补重印本,存十卷。因宋刻足本元、明、清三代不显于世,残宋本遂为明清多位著名藏书家视作稀世珍籍相继递藏。文章通过考证明代藏书家朱大韶的生平,纠正了十卷宋本《金石录》递藏源流中的一处叙述失误。

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金石萃编》卷 30《敬史君碑》反映了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它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僧官名称 :中央僧官沙门统、州级僧官“都统”、郡级僧官“郡维那”、县级僧官“县维那”、寺中僧官“寺主”和“法师”不误。而且碑文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每州的“僧官”、“沙门都”的设置都不止一人 ,州级设有僧官“大律师” ,州郡也设有僧官“都维那” 。

张真人《金石灵砂论》外丹黄白考释

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与外丹黄白之关系,学界迄今未有详论[1].作者考释认为,张真人生于唐神龙五年(707)而卒于唐贞元十六年(800),享年93岁.又今本《道藏》所题"蒙山张隐居撰",当为"雾山张隐居撰"之误;在丹药理论方面,该经实际包括了"阴阳相配原理"和"转化论"两个方面,它们贯穿于中国外丹黄白术的整个流变史中;在黄白的具体烧炼上,廓清了"铅"与"黑铅"的区别,使以往的诸多疑虑得以释然.事实说明,唐代道士在外丹黄白烧炼的温度控制和丹药性质的划分上,已形成一套有别于汉晋南北朝的方法和理论.

曾巩《金石录》编撰思想述略

曾巩所集《金石录》五百卷虽已散佚,但通过他留下的十四首金石录跋尾却可略窥其《金石录》的编撰思想。其编撰目的是载录史料;编撰方法是考定补正;编撰态度是严谨认真;编撰作用是传道说理。

宋代金石学的双璧——《集古录》、《金石录》比较论

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是宋代金石学的两部代表作,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它们有几个共同点:1、呕心沥血之作;2、证经订史之作;3、考信求实之作;4、引古筹今之作;5、传世经典之作。欧阳修、赵明诚为金石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金石录》版本源流考

文章考述了《金石录》的版本及其源流 ,以供版本研究者和金石考古者参考。

黄宗羲的金石义例观与《明文海》编纂

黄宗羲的《金石要例》在中国金石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雷文集》中诸多文章也反映出黄宗羲对碑志创作的一些看法,共同构成了其金石义例观。不过黄宗羲在编选《明文海》时,他的金石义例观却未能得到严格执行,这与黄宗羲致力于保存一代文献的观念密切相关。

君子人格的崇尚与追求——马玉琛小说《金石记》的境界

中国近现代以来，由于开始强调反传统，尤其批判以儒家为代表的专制文化思想，张扬人的解放和个性的解放，所以中国文化和文学进入了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轨道。不过，它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一元化的思维，即往往以西方马首是瞻，而对中国传统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重构:古典理想的现代叙事——评马玉琛长篇小说《金石记》

作为陕西板块的小说创作，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进程中，一直占有相当厚重的分量。尤其是以“陕军东征”为名号的那次集约性展示，产生了颇为文学界称道的社会影响。然而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仅从对当代小说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小说文体意识的发展变化之贡献来看，还是存在不少缺憾的。

施蜇存《北山楼金石百詠》稿本述略——兼论施氏与李白凤先生的友情

《北山楼金石百詠》是施蜇存金石学研究著作,诗、论结合,考证甚详。此次发现的稿本,是1970年代蜡纸自印本和此后公开出版文集的祖本,保存了创作原貌,意义很大。同时,围绕祖本的发现,搜集到相关未曾公开发表的信札等,由此引出施氏与李白凤的友情,并对白凤的学术成就作一简要钩沉。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小学成就考论

顾炎武身当明清鼎革之际,标举经世致用之实学,其金石学著作《金石文字记》博赡通贯,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很高成就,体现了其以小学明经通史的学术路径。《金石文字记》一书的音韵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正韵书之误,确定字音,利用音韵学知识考证石刻文字变化过程;其文字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正字之误,利用文字学考察文字变化;训诂学成就则主要体现在以义训为基础,着重考察词义源流及词义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