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纪念碑

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在山东枣庄市的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内，高33米，钢筋混凝结构，红花岗岩贴面，南京艺术学院设计，1995年8月15日落成。碑顶上矗立着高5米、重约3吨的铁道游击队战士持枪冲锋铜铸塑像。碑体正面为竖起的铁轨造型，象征游击队员们活跃在铁路线上的历史背景，中间镶嵌着杨尚昆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题字。碑座正面为碑文，记载铁道游击队历史功绩，两侧为游击队员英勇杀敌的浮雕。碑前和两侧都有8级台阶，寓意八载抗日烽火。后面的碑廊内有徐向前、薄一波等的题词，刘金山、郑惕等老游击队员回忆当年英勇杀敌、豪情满怀的碑文。

烈火淬真金 清风留后人——由铁道游击队纪念馆实物档案透视枣庄革命廉洁文化

枣庄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之城,这里有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有以抱犊崮为中心的115师鲁南抗日根据地,而铁道游击队是枣庄非常耀眼的一张名片。一、一面党旗力证信仰固廉在铁道游击队纪念馆中收藏一块被鲜血染透了的暗红色布卷,静静地述说着铁道队第一任大队长洪振海“为信仰而战”的传奇。洪振海生前一直在他右手腕上缠块红布,那是他的心爱之物,吃饭睡觉也缠着,只有洗脸时怕弄湿了,才小心翼翼地解下来。

鲁南铁道游击队抗日斗争及开展武装交通工作的历史考察和经验启示

铁道游击队是鲁南区党委领导下的许多游击队之一,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始终保持原建制的唯一一支工人抗日武装,主要由枣庄煤矿工人、铁路工人为主体组成。梳理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抗日斗争及开展武装交通工作的历程,能够从鲁南铁道游击队的光辉历史中探寻留给新时代的经验启示。一、鲁南铁道游击队的建立与发展鲁南铁道游击队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艰苦曲折的历程。鲁南区党委根据当时抗日形势发展需要,为了控制敌人交通要道,掌握敌情,开展游击战争。

论《铁道游击队》的主体关系及其意义

军事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三位一体,共同构成《铁道游击队》最为重要的主体关系。铁道游击队不仅是一支特殊的抗日队伍,而且形成一条影响全局的革命战线,并且具有鲜明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属性。相对于从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表现农民阶级成长和政治斗争的革命文学文本,《铁道游击队》从工业资本关系入手来表现工人阶级的成长和经济斗争的意义,反映了战争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的介入,在文学史上显示出特殊的价值。在人物关系的对照中,作者自觉地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笔法,还有意识地把人物放在故事中去表现,这是作品赢得读者的重要因素,也使得读者感受到绵延不断的精神力量。

铁道游击队纪念园

展陈纪念铁道游击队纪念碑等红色传奇铁道游击队是抗日战争期间山东南部有名的抗日武装,活跃在微山湖东部的铁道线上。铁道游击队与活动在微山湖上的微湖大队和运河支队等抗日武装,曾安全护送了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往返苏北、鲁南、延安。

艺术拯救历史的经典范本——关于小说《铁道游击队》背景资料的真实性问题

小说《铁道游击队》是红色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说故事所讲述的人物与事件,都是对历史真实的忠实记录;然而我们重新去阅读有关史料,却又发现了许多值得商榷的疑点问题:是《铁道游击队》营造了"鲁南铁道大队"的光荣战史,而不是"鲁南铁道大队"成就了《铁道游击队》的艺术辉煌!在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之间,是艺术拯救了历史并使其具有了"真实"性,它生动地反映了红色经典的形成过程。

一部红色经典的文化旅行:《铁道游击队》的三次电影改编

《铁道游击队》历经三次电影改编,实现了不同媒介、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旅行”。它展现了十七年电影由民间性向人民性的过渡路径。在市场经济起步时期,民间性的复归与大众文化的勃兴,让电影改编统合革命文化、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成为主旋律电影的成功实践。新世纪以来,电影改编通过再经典化策略,缓释娱乐化与崇高的矛盾,但也产生一系列弊端。因此,反思红色经典的改编策略,寻求主旋律电影历史与现实文化语境的平衡点,有其必要性。

英雄形象的艺术强化与革命符号的媒介传播——论《铁道游击队》京剧与曲艺改编

戏曲、曲艺因生动传神的故事演绎和绘声绘色的艺术表演,成为新中国革命知识传播艺术媒介载体。根据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的京剧和评书、鼓书、快词等曲艺受到工农兵的喜爱。改编者和表演者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突出故事演绎和艺术表演的特色,强化了正反人物的脸谱角色,塑造了更为鲜活的革命英雄形象。

侠义情感与民间文化的革命转化——论《铁道游击队》的版本修改与艺术改编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历经多次修改与改编,进而凸显不同阶段"时髦文化"的特质及社会影像化的需求,但也可以从中看出作者本人与作品变迁的内在裂隙。侠义情感和民间文化的革命转化成为《铁道游击队》的文本修改、版本传播和艺术改变的核心内容。作者刘知侠在文化与政治的夹缝中坚守着对民间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其潜在写作在总体上消融了革命二元对立的强化。

从《铁道游击队》的翻拍看抗战题材电影的现代化

2015年暑期,中国电影市场在《捉妖记》《大圣归来》《煎饼侠》三部重量级票房电影的带动下创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纪录,2015年全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再创新高似乎没有悬念。但面对着超过300亿的电影市场,主旋律电影的份额一直是一个不能回避却又难以直面的问题。作为抗战胜利70周年的献礼片,《百团大战》的票房和排片被一次次拿来探讨,人们质疑着如果仅仅依靠市场,以抗战电影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究竟能有怎样的票房表现。

情报、斗争与护送: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活动考实

铁道游击队存在于1938年至1945年,经历了以搞情报、武装斗争和护送干部为中心任务的三个时期。因为搞情报的需要,有了铁道游击队的前身情报站,有了鲁南铁道队的秘密成立和发展。铁道队公开活动后,1940-1942年以武装斗争为主,劫火车获取物资、破坏铁路袭扰敌人、配合主力开展反扫荡斗争,打了一些漂亮仗,但也招致敌人的报复。1942年后,铁道队的工作中心转为保住交通线、护送干部通过敌人封锁。他们利用人熟地熟、熟悉火车等优势,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在铁道队的斗争历程中,因为搞情报、护送干部多属常规工作,所以未受到队员和后来人的充分重视。实际上,这两项常规工作的实际贡献非常大,也更能全面展现铁道游击队的独特作用和实际价值。

从“徐半班”的历程看“铁道游击队”的发展

"铁道游击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徐广林、徐广松、徐广田、徐广才兄弟四人均是"铁道游击队"队员,被称为"徐半班"。"徐半班"为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志胜与“铁道游击队”的发展壮大

"铁道游击队"举世闻名。这支小型抗日武装创建时只有11人,最多时200余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敌人严密统治区内立住脚跟,创造出一系列光辉业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王志胜从"铁道游击队"创立到全国解放一直在游击队工作,并且一直担任"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为"铁道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种故事,两种讲法——《铁道游击队》与《辛俊地》比较研究

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和管桦的《辛俊地》[2]都是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作品,二者在对历史图景的建构及历史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塑造等方面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显示出两位作家不同的写作姿态和文学立场。

徐广田与“铁道游击队”

"铁道游击队"举世闻名。徐广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参与创建了"铁道游击队",并为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胜利了,而徐广田改变了革命立场。

论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的美学贡献和艺术启示

老一代作家刘知侠在195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迄今已走过了六十多个年头,这部在鲁南铁道游击大队真人真事基础上创作出来的长篇小说甫一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迄今为止,《铁道游击队》已发行400万册左右,先后被译成英、俄、法、德、日、越南、朝鲜等多种语言,产生了国际性的巨大影响。正义、抗争、英雄主义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中,对自由的热切追求。

队长刘金山刘知侠和铁道游击队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每当听到这支熟悉而又动听的歌曲时,人们不禁想起那部整整教育和鼓舞了一代人的著名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随着小说、电影的问世,作家刘知侠和大队长“刘洪”的原型、原江苏省苏州军分区司令员刘金山也因此闻名遐迩。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坎坷人生使两位革命前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91年9月3日19时15分,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省分会名誉主席的刘知侠在青岛一次座谈会上讨论国际形势时,慷慨陈词,发言中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终年73岁。

以历时与共时之维:从《铁道游击队》看《铁道英雄》的“中国精神”传达

自1956年上映的影片《铁道游击队》开始,“扒火车”“打鬼子”的游击队员形象便开始鲜活于受众心中。2021年上映的影片《铁道英雄》则使得受众再度重温发生在津浦铁路线上的传奇故事。在这段“铁道抗日史诗”的影像书写中,经历着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岁月的历史变迁、从英雄群像到个体聚焦的人物形象转变、从思想引导到情感认同的时代精神升华。纵然这两部影片时隔65年,却均为当下的“中国故事”注入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当代的“中国精神”赋予更为宽广的时代内涵。

一元主题 多元形象——吕其明交响诗《铁道游击队》主题技法研究

交响诗《铁道游击队》以历史事实为表现内容,并设计出符合表现形象需要的主题,通过主题自由变奏手法,使主题变形为奏鸣曲式的各个结构段落,生动表现出这些内容。旨在分析该交响诗的主题设计手法以及作曲家是如何通过一元主题变形技术而表现出这些形象的。

别具神韵 各有千秋——《飞虎队》与《铁道游击队》对比谈

50年代根据著名作 家刘知侠同名小说改编的 电影《铁道游击队》先后看 过三遍,最近又看了根据 同一部小说改编的影片 《飞虎队》。有一篇文章评 论这部影片,认为“青出于 蓝而‘逊’于蓝”,“重拍片 并未独辟蹊径,甚至远远 低于原片既有的艺术成 就”,“是一部失败的重拍 作品”,并认为“是一种徒 劳的浪费”。对此观点,笔 者实难苟同。首先,这位作 者搞错了《飞虎队》的出 处。《飞虎队》不是出自电 影《铁道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