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有狭斜行》到《三妇艳》的演变

汉乐府古辞《长安有狭斜行》,基本主题是描写豪门生活风貌,夸耀家族天伦之乐。南朝文人对此题多有模仿与改造,逐渐演变成男女各尽欢娱的享乐之作。同时,刘宋时,刘铄将后六句"三妇"部分从中剥离出来,更名为《三妇艳》,此新题经南朝历代文人的加工,剔除了"三子"、"丈人"、"良人"等男性人物,成为专咏美艳妻妾的绮艳诗作。上述题材及风格的演变,与南朝社会风气、诗歌理论、审美情趣等的变化密切相关。

从《长安有狭斜行》到《三妇艳》看清商三调在南朝的演变

清调曲《相逢行》,又曾称为《长安有狭斜行》、《相逢狭路间》,在西晋形成《相逢行》与《长安有狭斜行》两个演唱系统,"三妇"一章曾作为《大歌弦》歌辞在平调曲演唱的间歇作为插曲表演,宋、齐时期作为独立的"只曲"被保留下来。刘铄最早拟写"三妇"一章歌辞,诸多文人参与拟作,形成《三妇艳》歌辞系列。《长安有狭斜行》到《三妇艳》歌辞的演进变化,提供了清商三调在南朝衰落演变的文本依据,进一步印证了有关清商三调在南朝演进的文献记载。《三妇艳》歌辞内容与形式的"新变"对认识文人拟歌辞有重要启示。

《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与汉乐府的世俗娱乐精神

汉乐府相和歌辞中有《鸡鸣》、《相逢行》和《长安有狭斜行》三首歌诗，极写豪门富贵，旧以为讽刺批判之作。然而，无论是从文辞上，还是从汉乐府歌诗艺术的性质上来分析，这三首歌诗都不具备批判性，反而充满了称颂和奉承的意味。事实上，这些作品并不是下层劳动人民对贫富不均的控诉之辞，而是歌舞艺人以取悦和娱乐富豪贵族为目的而创作的奉承之歌，是世俗化、娱乐化的艺术消费品。汉乐府歌诗的艺术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在性质、主题和体貌上的特殊表现。它选材世俗化，创作多用套式套语，符合歌诗艺术的创作和表演需求。从汉乐府歌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盛世之中歌舞娱乐产业的繁华，以及汉代人追求享乐的精神和崇尚富贵的心态。

再论“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

汉乐府《长安有狭斜行》中"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一句,因上下句间存在的逻辑矛盾,引起了后人的不同解读。朱乾、余冠英、王依民、徐仁甫诸人虽都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均有难以疏通之处。其实这句诗应以曹丕《艳歌何尝行》中的解读最为准确,它是指小子凭借家庭的煊赫地位,虽无官职却可以如同做官一样出入往来于洛阳上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