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有狭斜行》到《三妇艳》的演变

汉乐府古辞《长安有狭斜行》,基本主题是描写豪门生活风貌,夸耀家族天伦之乐。南朝文人对此题多有模仿与改造,逐渐演变成男女各尽欢娱的享乐之作。同时,刘宋时,刘铄将后六句"三妇"部分从中剥离出来,更名为《三妇艳》,此新题经南朝历代文人的加工,剔除了"三子"、"丈人"、"良人"等男性人物,成为专咏美艳妻妾的绮艳诗作。上述题材及风格的演变,与南朝社会风气、诗歌理论、审美情趣等的变化密切相关。

从《长安有狭斜行》到《三妇艳》看清商三调在南朝的演变

清调曲《相逢行》,又曾称为《长安有狭斜行》、《相逢狭路间》,在西晋形成《相逢行》与《长安有狭斜行》两个演唱系统,"三妇"一章曾作为《大歌弦》歌辞在平调曲演唱的间歇作为插曲表演,宋、齐时期作为独立的"只曲"被保留下来。刘铄最早拟写"三妇"一章歌辞,诸多文人参与拟作,形成《三妇艳》歌辞系列。《长安有狭斜行》到《三妇艳》歌辞的演进变化,提供了清商三调在南朝衰落演变的文本依据,进一步印证了有关清商三调在南朝演进的文献记载。《三妇艳》歌辞内容与形式的"新变"对认识文人拟歌辞有重要启示。

《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与汉乐府的世俗娱乐精神

汉乐府相和歌辞中有《鸡鸣》、《相逢行》和《长安有狭斜行》三首歌诗，极写豪门富贵，旧以为讽刺批判之作。然而，无论是从文辞上，还是从汉乐府歌诗艺术的性质上来分析，这三首歌诗都不具备批判性，反而充满了称颂和奉承的意味。事实上，这些作品并不是下层劳动人民对贫富不均的控诉之辞，而是歌舞艺人以取悦和娱乐富豪贵族为目的而创作的奉承之歌，是世俗化、娱乐化的艺术消费品。汉乐府歌诗的艺术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在性质、主题和体貌上的特殊表现。它选材世俗化，创作多用套式套语，符合歌诗艺术的创作和表演需求。从汉乐府歌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盛世之中歌舞娱乐产业的繁华，以及汉代人追求享乐的精神和崇尚富贵的心态。

再论“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

汉乐府《长安有狭斜行》中"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一句,因上下句间存在的逻辑矛盾,引起了后人的不同解读。朱乾、余冠英、王依民、徐仁甫诸人虽都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均有难以疏通之处。其实这句诗应以曹丕《艳歌何尝行》中的解读最为准确,它是指小子凭借家庭的煊赫地位,虽无官职却可以如同做官一样出入往来于洛阳上流社会。

“挟天子”新解

诸葛亮“隆中对策”中有这样一句话:“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句中的“挟天子”当作何解?传统的意见以为:“挟”即“挟持、胁持、控制”,“挟天子而令诸侯”也即“挟制着皇帝,打着皇帝的旗号号令诸侯”。不久前,《文史知识》刊载了一篇短文,方始提出异议,谓:“这个‘挟’字,应释为倚重、借重之意。新《辞海》‘挟’字义项之四:‘倚仗,倚以自重’,所以,‘挟天子’意思就是借重天子的威望(或名义)。语义略近曹操《自明本志令》‘奉国威灵’,而敬意稍逊”。衡此二说,我们以为:传统的看法确是误解了的,而后者的似也未中肯綮。故特不揣浅陋,为作新解。

《“丈人”新议》辩——答樊维纲同志

樊维纲同志于《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发表了题为《〈'丈人'新议〉商榷》一文,对笔者认为当以'老人'之义解《妇病行》'丈人'一词的看法提出了非议.为此,笔者拟就樊文提出的一些问题谈谈粗浅认识,作为对商榷的答复,并借此向大家请教.

“丫头”考辨

“丫头”一词,最早见于中唐时代的文献,本文是指少年(男女)的发髻,因其象“丫”形而名之。然而,旧时学者多忘其本义,以为“丫头”为女孩子或婢女的专称。此种说法几经辗转相袭,似乎已成为定论。近世辞书编纂者亦鲜有究诘抉微者,遂使“丫头”的本来面貌不为人知,其本义殆至于无闻。溯而辩之,就正于大方之家。

严谨与平易——记余冠英先生的为人和治学

见过余冠英先生的人,无不为他的平易近人所感动。他待人接物,亲切诚恳,略无大学者老专家的架子。他家的来客相当多,我也常随诸公去向他讨教。每次前往,都是一次愉快的聚会,都得到他的一份教诲。所以这些年来,我从未有过因去余先生家而畏葸却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