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长江保护法》的司法导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分析

《长江保护法》是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也是长江绿色发展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以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总结了长江流域司法实践经验,指出今后长江保护司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走向。司法政策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案件类型,示范了多样化的环境资源诉讼程序,对提升《长江保护法》的适用性有司法指引意义。未来司法政策还需完善气候变化类和环境治理服务类的典型案例,推行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补强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立法诠释与意涵表达——以《长江保护法》为述评视角

为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权力—权利”主体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长江保护法》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流域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了统合性建构,创设出“环境公权机关统筹主导+环境私权主体竞相参与”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新模式。该模式的塑造既有对构建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这一顶层设计的积极遵循,也适配于社会性规制力量蓬勃发展的客观趋向,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视野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最小化的价值追求。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律秩序的高度统摄为依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一方面沿循从“宏观宣示”到“微观赋权”的渐进性立法表达路径,对国家权力统筹主导流域治理的地位进行了立法诠释;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流域治理的功能配置与职责序构作了妥善且周延的法律安排。在学理上,可从形式、理念与要素三重维度内容出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的法律意涵予以明晰。

流域管理法律制度实施机制的思考与完善——以《长江保护法》为例

实施机制可以高效地把制度优势转变成实际的效能。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保护法》是第一部专业的关于流域方面的法律,在实施机制的协调配合下发挥着有效的作用。《长江保护法》对各种法律资源和机制的综合性进行了优化整合,具有区域和流域相结合的特殊时空特征,传统的分级、分部门实施机制已经根本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基于此,本文主要基于流域和区域管理问题、管理机构升级、司法协同机制等视角提出流域管理法律制度实施机制的完善措施。

《长江保护法》再度规范禁渔制度之必要性

在已有《渔业法》规范禁渔制度的基础之上,《长江保护法》再度规范禁渔制度的必要性值得探究。笔者通过文献收集、实践调研等方法,了解了长江流域禁渔制度的历史发展与法律现状,在对《长江保护法》与《渔业法》中有关禁渔制度的内容进行简要分析后,找出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最后得出《长江保护法》再度规范禁渔制度确有必要的结论。

论《长江保护法》立法目的之创设——以水安全价值为切入点

立法目的既是一部法的价值选择及其展开具体制度设计的基础,也指导着法的实施。根据长江保护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选择,《长江保护法》应当将水安全作为重要的立法目的之一,从而在环境法律的工具性目的与价值性目的之间建立联系,为法律提供更为明确可行的价值目标,在立法结构和内容上形成逻辑的整全性和贯通性。作为《长江保护法》立法目的的水安全包含着三个价值维度:一是与流域人民群众健康相关联的饮用水安全,二是与流域城乡建设与产业发展相关联的水资源安全,三是作为流域基础性自然生态条件保障的水生态安全。将水安全作为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法的安全价值的要求,也是国家环境义务的题中之义。为实现水安全的立法目的,在《长江保护法》的制度设计中应当建立基础与保质性、预防与管控性、修复与应急性三类不同的制度,形成制度合力,全面保障长江水安全。

多重流域统筹协调:《长江保护法》的流域管理体制创新

《长江保护法》立足国情,超越既有立法中的“部门”与“地方”结构,在保留既有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多重流域统筹协调,推动了我国流域管理体制从“条块分割”到“统筹协调”的重大变革。《长江保护法》以国家和地方流域协调机制“统筹协调”长江流域横向管理关系,以综合管理“统筹协调”长江流域自然地理空间和法律管理空间,以规范政府职能“统筹协调”长江流域权力配置之重叠、冲突和空白。在中央层面,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流域性重大事项;在地方层面,长江流域地方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地方协同合作;对当前长江流域亟须“统筹协调”的关键事项,采用直接列举的方法,按照面向长江的流域性问题——长江流域的特殊性问题的逻辑结构,设计了具体的机制和制度。《长江保护法》即将生效,应尽快制定配套立法,助力长江流域“统筹协调”落地实施。

《长江保护法》中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的逻辑展开

为了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长江保护法》按照规划管总、资源保护统筹、水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修复协同的思路,在总则之后分章顺次规定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的流域规划与管控制度体系、以保障用水安全和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为目标的资源保护制度体系、以全方位污染防治为核心的水污染防治制度体系、以多维度修复为指向的生态环境修复制度体系。这一系列制度体系的建立,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系统性制度保障,形成了长江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

“保护法”与“开发法”的共生相融:彰显《长江保护法》的绿色发展之维

文章从目的、体系、文本三方面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冠之于“保护法”的《长江保护法》需要专章对“绿色发展”予以制度设计,以及“保护法”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如何铺陈与协调。按照法解释学的方法,《长江保护法》出台的目的在于坚持“保护法”与“开发法”的共生相融:体系构造上,贯穿绿色发展思路,呈现出“空间管控+负面清单(禁止性规定)+正面清单(倡导性规定)”的逻辑;规范文本上,“绿色发展”专章构建绿色发展机制,凸显绿色治理、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园区、绿色产业体系等绿色发展主流理念,树立绿色发展规矩。正是目的上的绿色发展理念、体系上的绿色发展逻辑以及文本上的绿色发展规矩,彰显了《长江保护法》绿色之维。

中国流域治理问题探析及《长江保护法》初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于治水和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加大了,对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中国流域保护与治理的进程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如管理问题、执法问题,还有最重要的法律问题。作为中国第一部关于流域的专门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对治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回应,也有一些创新性的做法,但是,还有一些流域问题、细节需要进一步梳理、发现和调整。同时,《长江保护法》是"上位法",还需要进一步制定配备相应的"下位法",其涉及到的主体也应当尽快作出相应安排和落实相关制度。通过对中国流域治理问题和《长江保护法》具体条款规定的探析,以期为流域治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域外流域立法的经验与启示--基于《长江保护法》的立法考量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首部以国家法律形式为特定流域而制定的法律,是以水资源保护开发为中心的开创性立法。基于环境资源的共同自然属性,借鉴域外流域立法经验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域外流域立法经验,《长江保护法》立法可以从中获得三个维度的启示:一是树立长江流域综合生态系统理念。运用多学科知识与方法,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主体参与,综合考量环境、经济和社会价值,把长江大保护纳入长江流域综合生态系统中来进行立法。二是为长江大保护引入市场机制。基于“污染者负担”原则,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的使用、污染、补偿、恢复等纳入到一个可持续的生态循环。三是扩大长江大保护的公众参与。《长江保护法》的起草、审议、落实等都要丰富公众参与的途径和形式,保障其表达权、建议权、知情权、监督权,确保人民的长江“一江清水向东流”。

《长江保护法》实施后联动修订《水法》的思考和建议

基于法律协调性,《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实施后对联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提出了明确要求。《长江保护法》中涉及《水法》或者与《水法》存在关联的涉水管理内容共有31个条款,其中有的条款联动修订《水法》直接相关,有的条款虽无直接相关但对修订《水法》有重要启示价值,有的条款则和修订《水法》没有关联。文章对这三部分条款进行详细梳理,提出了加快《水法》修订研究步伐、综合考虑和系统筹划《水法》修订工作、协调好《水法》修订与黄河立法的进程等对策建议。

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 切实履行水利部门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于2020年12月26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实施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保护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要求,用法治力量守护好长江母亲河的重大举措。

《长江保护法》适用的基础性问题

《长江保护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流域法律,是一部以解决“长江病”为导向、整合多类法律资源、综合多种法律机制的新型立法。《长江保护法》界定了法律上的长江流域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是独立的流域空间;为长江大保护设定了生态安全、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价值目标;确立了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以及长江保护的“统筹协调、系统治理”原则;呈现出超越“部门”与“地方”的特别法、统筹“保护”与“利用”的综合法、整合“空间”与“平面”的立体法的法律属性。

以“四个坚持”为着力点推动《长江保护法》落地生根

《长江保护法》是第一部针对特定流域的全国性法律,它的颁布实施意义重大。为充分发挥《长江保护法》对长江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本文提出以“四个坚持”为着力点,即坚持科学立法,建立统一完善的长江流域法律制度体系;坚持严格执法,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执法的规范化、系统化;坚持公正司法,筑牢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屏障;坚持全民守法,夯实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守法基础。

融合与创新:《长江保护法》的保障、监督与法律责任体系

作为《长江保护法》的重要构成部分,“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部分在规则的形成上,既融合了现有“部门法”与“地方法”中的规定,也创制新的规则以满足长江流域法治的需要。该法从法的实施条件、法的运行环节等方面建立了多重保障机制,从政府监督、人大监督、社会监督等方面规定了多元的监督体系,从行政、民事、刑事方面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体系。“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部分将与其他部分形成统一的、相互配合的规制措施,共同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长江经济带有序建设以及流域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特别的、综合的、立体的法律制度保障。

流域生态环境功能区制度的整合与建构——以《长江保护法》制定为契机

我国江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复杂现状决定了必须采用分区治理方案。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审视,我国现行水体分区治理制度难以承载长江保护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利用《长江保护法》制定的契机构建流域生态环境功能区制度。流域生态环境功能区制度是在现行水体分区制度的基础上,以区域划分、管理主体和治理手段的更新为重点构建的新型流域综合保护制度。具体来说,首先应整合已有水体功能区划,统筹水体和陆地生态环境因素,划定以流域为对象的水陆一体化管理区域。其次,应在流域立法中明确流域生态环境功能区在流域治理中的基础地位。再次,以新型流域管理机构为主导,以分级管理为思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关于流域生态环境功能区的管理权限。最后,以功能区生态环境容量总量控制为导向,实现对长江等重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最严格的保护。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法治思想的立法实践——《长江保护法》解读

《长江保护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从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法治思想的重大立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对出台《长江保护法》的立法背景进行了思考,系统分析了《长江保护法》的特点,结合水法律法规梳理,对新老法律之间的水法律制度调整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针对长江流域目前存在的多重问题,从加强系统治理、强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绿色发展等方面阐述了《长江保护法》所发挥的法治保障作用。

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建立健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规定“国家建立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长江流域规划体系,充分发挥规划对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引领、指导和约束作用。”其中,相关专项规划应发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指导和约束作用,构成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体系。该规划体系应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为顶层规划,统筹生态环境修复规划、水资源规划、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河湖岸线保护规划、河道采砂规划、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等专项规划相关要求,与长江流域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接。作为最顶层规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应做好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绿色发展、生态空间管控与流域控制单元治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治理、近期规划与远景目标、中央和地方责任事权等5个方面的统筹;各专项规划之间应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协同发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全方位保护作用。

关于《长江保护法》明确“生态水量”的思考与建议

现阶段的流域环境管理,越来越重视河流、湿地或河口的生态功能,强调保证生态水量。但通过梳理相关法律法规,发现存在法律中涉及生态水量问题的规定较少、对于"生态水量"一词的用法不统一、规定可操作性不强、维持合理水位的目的不统一、水量调度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因素较少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建议在《长江保护法》中明确"生态水量"的内涵、生态水位的标准和设置目的、下泄水量(非汛期)时考虑流速的因素、设置预警流量。

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 共谋治江发展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是国家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制定的法律,对于切实保障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详细阐述如何理解《长江保护法》的主要内容,提出下一步在完善流域水法规体系、健全长江保护法各项配套规定、落实好长江保护法赋予的职责等方面的工作思路,为下一步更好的用法治力量保护长江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