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好”的固化及相关问题

现代汉语中的"好不好"分为"好不好1""好不好2"和"好不好3"三种,三者之间存在演化关系。这个演化过程中"好不好"由句内成分变为句外成分,发生固化。同时,该结构的实义逐渐减弱,而主观性逐渐增强;整个结构从有疑而问变为无疑而问,最后发展为祈使标记。文章将"好不好"和"好了吧""ok"等结构做了简单对比,指出它们大致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路径。

语气副词“好不好”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

语气副词"好不好"的语法意义为"若不好的话,就……",语用功能主要表示威胁,也可表示商量。它由作为短语、表示商量等语气的"好不好"语法化而来,首次在《金瓶梅词话》中出现,清代偶有用例,现代汉语中被假设结构替代而基本消失。语气副词"好不好"的语法化、词汇化的过程也伴随着主观化过程,同时体现出交互主观性特征。

问自己过得好不好

樱花放肆的颓败，明且张胆的凋零。一夜夜，在梦中经久不息的轮回。

“好不好”的虚化问题

通过对"好不好"的语义演变过程进行详尽考察,分析其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轨迹,尝试从句法、语义和认知的角度,对其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进行阐释。

“好不好”的表达功能及其形成的语用解释

附加问形式"好不好"根据其在具体语境中功能解读,可以分为用于征询意见的真问、请求认同的弱问、弱化制止强度的假问和用于表达辩驳语气的话语标记语的非问四类。四类用法实际上是"好不好"基本功能(说话人带有倾向性的兼顾对方感受的意见征询)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语用解读,不应归为历时演变现象。触发"好不好"具有不同语用解读的动因可以从交互主观性理论和面子保全理论里得到解释。

试论新兴的后附否定标记“好不好”

作为附加问形式的"好不好",有一种新的后附否定性用法,即针对对方的认识a提出不同的看法b。该用法已基本上丧失了原来的词汇意义而发展成为话语标记。它既可用于语义否定,也可用于语用否定。我们认为,这一用法有可能是江浙方言与港台文化语言接触下的产生的一种新的语法化现象。

“好不好”表祈使语气的形成及虚化

"好不好"表祈使语气时标记说话人的知情状态。说话人对听话人的知情状态的预测结果都是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的,所以借助祈使语气来提醒或告知。具体表达类型可分为委婉型、命令型及反驳型。这种祈使语气的形成与它的历时发展也有密切关系。在主观化的发展中,说话人视角的变化也使它的主观评注性增强。

台湾口语中句末“好不好”的功能分析

本文以台湾偶像剧为封闭考察语料,按照"小句+好不好"在语篇中的位置以及"好不好"的发音情况,将台湾口语中句末"好不好"的功能归纳为询问、商量、请求、建议、确认、引起注意六类,统计并分析了各功能的出现数量及频率,从一个语言现象反映海峡彼岸汉语口语的现状。文章最后讨论了这些功能的形成机制,并力图在共时平面上勾勒出"好不好"语法化程度的连续统。

说“好不好”的虚化

"好不好"在经过重新分析之后,从句内谓语的位置游移到了句末,从而诱发了它的语法化,并先后经历了四个演化阶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强化否定语气的虚词。

频度副词“好不好”的虚化历程及主观化

频度副词"好不好"产生于明末清初,清代有零星用例,到现代汉语基本消失。其来源是"好不好1"、"好不好2"的持续虚化、词汇化,其中也伴随着主观化的历程。其消亡后,原有功能由"动不动、动辄"替代。

《金瓶梅词话》中的“好不好”

"好不好"是汉语语法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好不好"在《金瓶梅词话》中共出现了35例,有表示询问性质或状态的,也有表示商量、疑问语气的,更有表示威胁义的语气副词。这些用法有的在现代汉语中保留了下来,有的基本消失。

简论“好不好”

现代汉语中的“好不好”实际上有三个，以下分别记为“好不好1”“好不好2”和“好不好3”。

BFT问责机制综述

拜占庭容错(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BFT)协议在保障区块链或分布式系统在面临节点故障和恶意行为时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BFT问责机制通过记录和共享共识过程中的共识节点行为,旨在识别拜占庭节点,并能够有效解决在拜占庭节点数量超过1/3时,传统的BFT协议无法确保安全性和活性的问题。文章系统地总结了目前已有的BFT问责协议,包括服务端问责机制、客户端问责机制和BFT内嵌问责机制。文章还对这些机制进行比较和分析,探讨了存在的挑战,并展望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要素的界分和衔接适用

党的自我革命要求用好问责利器。党内问责属于党内法规体系,监察问责属于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不同规范体系决定了两种问责制度在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问责情形等基本构成要素方面的差异,纪律检查机关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体制内在要求两种问责制度适用方面的一致和衔接。厘清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构成要素的界分及其衔接适用,是精准问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充分发挥两种问责利器作用的关键所在。

问责吸纳控制权:乡村产业振兴项目激励失灵的理论解释——以A省F县为例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项目因其带来的巨大财政资源和增量绩效,理应有效激发基层政府的能动性。然而,一些地区却出现产业项目对基层政府的激励失灵现象。在“问责吸纳控制权”的分析视野中,问责压力的强化改变了纵向政府间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凸显基层行动者的权责失衡样态,这是诱致产业项目激励失灵的深层机制。具体而言,问责总领与检查验收权的向上集中使得基层政府追求控制权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督查问责与正向激励的不均衡加剧了控制权内部冲突,消解了基层干部发展产业项目的主体性,进一步催生出目标设定权的价值偏离,诱发避责共同体的形成及项目制基层实践扭曲。对此,需要在总体上重构控制权,通过强化县域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健全权责对等机制、培育乡村内生参与力量破解项目化运作的基层激励失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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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工程教育质量问责的体系建构与机制探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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