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陕甘宁边区的解释与适用——基于《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的分析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是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中一条重要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在陕甘宁边区经过了立法的不断明晰、司法实践的解释和适用、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逐渐趋于成熟。司法实践中镇压与宽大的适用理由主要包括犯罪性质、危害后果、悔罪态度以及特定的社会背景。经过边区高等法院判例的解释和适用,其基本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从而展现了一项刑事政策从提出到确立,需要经过立法探索、司法实践和理论总结与提升的完整过程。

陕甘宁边区反腐败治理中的司法治理——以《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为中心的考察

司法治理是陕甘宁边区反腐败治理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作为典型判例的合集,为揭示这一司法治理形态和机制提供了样本。考察《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可见,陕甘宁边区的贪污犯罪在裁判依据、犯罪构成、量刑原则等方面都各具时代特色。通过司法审判活动,边区惩处了贪污腐化分子,服务了抗战中心工作,确保了反腐败治理始终在法制轨道上运行。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反腐实践,对于今天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镜鉴。

革命课程话语的诞生——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创造性地建构了承载着红色文化的革命课程话语,其形成经历了全民族抗战的国防课程、提高质量的正规化课程、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课程、转向文化知识的新型正规化课程四个历史阶段。革命课程话语的知识谱系与内涵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国文、历史三科之中,表现出贯穿唯物主义精神,促进语言文字大众化,以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等价值取向。革命课程话语的文化实践与价值意蕴体现在充分发挥育人价值,发扬人的主体自觉性;推动民族解放与独立,形成民族认同;造就民族国家共同体,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承载红色文化,形成革命的优良传统,探索出了一条本土化的中国课程道路。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纪念仪式与情感动员

中国共产党既是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型政党,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感型政党。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高度重视纪念仪式的情感动员功能,通过党政群体、劳动群众、士兵群体、知识群体等参与主体的情感互动生成团结抗战的集体力量,通过仪式筹备、操演过程和效果巩固等精心设计的仪式流程激发团结抗战的共同体意识,通过时间、空间、声音、器物等象征符号唤醒团结抗战的持久情感。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仪式中的情感动员有效推动了边区广大军民投身抗日报国的伟大事业,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体现。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草荒”问题研究

皖南事变之后,陕甘宁边区陷入草料短缺的困境。将草料问题放置于战争和革命的视域之下,探析陕甘宁边区的草料短缺原因、表现及政府应对措施。草料问题的解决有益于边区的农业、畜牧业以及运盐业的稳步发展,间接使抗战摆脱了“生存之难”的困境,展现了边区政府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的必然性。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的调整(1940—1942)

从1940年酝酿到1941年11月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在法律上完成第一次重大调整,边区、县参议会大幅度扩增权力,确实承担起立法、议政、监督同级政府的职能。同时,边区实行“三三制”,吸收大量党外人士进入各级参议会,扩大民主的基础。但因受多种因素影响,边区参议会扩权自有限度,实践中也呈现复杂而矛盾的样态。1942年底,边区参议会制度开启新一轮调整乃至重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扫盲运动研究

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抗战胜利,在特定的战争形势下,必须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抗战中,但是边区大量文盲的存在却阻碍了政策的推行。因此,开展扫盲教育便是对群众进行抗战动员与宣传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推行扫盲运动的过程中,边区政府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多种方式的群众教育活动,不仅使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明显提高,改变了落后的风俗习惯,而且也实现了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需要。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输合作事业——以南区合作社运输队为个案

20世纪40年代,食盐的运输和外销是封锁环境下陕甘宁边区财政自给自足的依靠。为确保按期收到公盐,便利人民运输并提高边区运输力量,党和政府提倡广泛地“组织起来”,发展食盐运输合作事业。在党政的坚强领导下,南区合作社运输队历经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创造和积累了一套有效经验,带动边区盐运成功地突破个体运输局限,成为全边区食盐运输合作事业的模范。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陕甘宁边区审计工作经验及启示

纵观我国审计发展漫漫历程,陕甘宁边区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回顾边区审计机构长达13年不断分立和合并的发展过程,从审计机构、方法和人员等角度挖掘和总结边区审计工作的历史经验,以期为新时代审计机构的设置、建立健全审计体制、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等提出可行性建议。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及其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不但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对经济建设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由中共中央提出并由陕甘宁边区付诸实践的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商业政策、财税政策、屯田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有效解决了边区军民的生活之需,积累的实践经验也给我们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以启示。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编制判例的实践与经验

出于现实的客观需要,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编制了《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选编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延安市地方法院有代表性的各类判词共计77件。《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由例言、案件处理办法、判词、选编意见与审定意见等四部分构成,以典型案例的裁判文书为核心,以明晰制定法条文和弥补法律漏洞为宗旨,反映并体现了在特定战争环境和条件下,司法活动在实现社会稳定、平衡成文立法与社会现实脱节中所起的作用。陕甘宁高等法院在判例制度上所进行的创造与探索,对社会变革时期司法功能的有效发挥,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运动的三维探赜

清末民初,由于战乱、灾荒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分布差异,一条从陕北北部向南部迁移的路线即“下南路”逐渐形成,这种自发而又零散的移民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应对财政危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因应时势,逐步完善移民政策,将自发、零散的“下南路”移民活动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并同群众密切结合而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此而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运动的兴起是历史传统、现实矛盾及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在合理调配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食盐缉私制度的变迁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食盐缉私制度的制定及有效实施对于遏制走私行为的泛滥、缓解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加强边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对陕甘宁边区食盐缉私制度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建设上的逐渐成熟和一个政党面对困境时的成长与壮大。回顾这一历史,更有利于加强我们党对打击走私犯罪行为的重视,不断完善缉私体制机制,为新时代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陕甘宁边区烈士褒扬工作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过制定烈士褒扬政策、建立褒扬机构和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等方式,维护烈士权益、保障烈属生活,并通过宣扬烈士的光荣事迹和英烈精神,教育革命群众和革命队伍。这些工作不仅凝聚了人心,动员了社会力量,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感和革命意识,弘扬了民族道义,不仅是党和政府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更是民族道义的彰显,在革命战争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消减农民贫困的政策路线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恶劣自然条件、封建势力残酷剥削、愚昧落后思想、严重社会问题及战争等综合因素作用下,陕甘宁地区农民愈发贫困,由此造成了农民生存危机、增加了政府治理难度、影响了抗战。为了改善民众生活,最大程度减少农民贫困,党中央及边区政府主要通过制定支撑性的农业政策和建立兜底性的社会救济政策,从而提高了陕甘宁边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延安时期独具特色的贫困治理政策路线,对当前防止返贫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发展情况调查与因应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是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发展壮大边区财政金融、支援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但因过度强调分散经营,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一度呈现盲目自流发展状态。经过强化统一领导、提升员工素质、减少投资、健全管理制度等改革后,边区公营商业实现了由盲目到自觉、被动到主动、自流到集中的转变,呈现出统一领导、有序发展的良好状态。边区公营商业的有序发展,使其有效承担起保障供给、调剂有无、组织工业原料、推销工业产品、积累财政资金等职责,在经济上打破了敌人的封锁,有效保障了物资供给。边区公营商业在平抑边区物价、稳定商贸市场等方面亦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抗战时期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及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探索,又是政府、社会与群众多元主体团结合作的乡村建设之举,更是共产党与基层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范式,全方位呈现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新样态。基于既有学术研究的相关概念内涵,建构“场域-价值-利益”三重维度,分析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实践境遇。研究发现,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互动已呈现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形态。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应体现乡村社会特殊历史演进中所蕴含的现代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场域共生”扩展多元主体参与渠道,“价值共同”增强地域发展情感认同,“利益共享”激活乡村内部经济活力,以此观照当今社会乡村治理发展及共同体建设的新形态及面临的新难题,更好地探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登记给照:陕甘宁边区自卫武器持有与管理制度研究

为实现全民族抗战胜利的目标,出于保障边区政权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壮大后方武装力量的实际需要,陕甘宁边区允许军队以外的公家单位、地方武装持有枪支、弹药、地雷等自卫武器。但是,较大规模的自卫武器的存在,必然涉及如何管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探索推出陕甘宁边区自卫武器登记给照制度,将民间武器的持有、使用、给照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对自卫武器滥用、失当等行为进行了严厉处罚,并配合思想教育、军事训练等方式,提升了自卫武器的使用效能。通过对自卫武器的有效管理与规范使用,为边区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延安时期自卫武器管理的初步探索与具体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公安机关的接续处置提供了宝贵经验。

复归与改造: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中的轮学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方针经历了从走向“正规化”到“去正规化”的转变。正是在以“去正规化”为主旨的边区新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一度消失的轮学因其适应农村分散环境的优点重新得到重视。但“旧式轮学”有着显著缺点,中国共产党遂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将其改造为“新式轮学”。这种“新式轮学”依靠群众集体力量办学,不误群众生产,且学生来源多样化。由于适应农村分散环境,又与群众实际需要密切结合,“新式轮学”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并有力推动了边区小学教育的普及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