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用的文化血浆——评《陕西省志·民俗志》

明明是急用的文化血浆，却只能是留存备用了。 也就是六七年或十来年的光景吧，我们已置身于一个新异的环境中。篮球场地上彩印着CBA图样，手抓彩塑条团的姑娘们在歇场时一阵蹦跳，……

广域民俗志的学术评估和书写判断--以《浙江通志·民俗志》《陕西省志·民俗志》为例

通过对《浙江通志·民俗志》与《陕西省志·民俗志》的比较分析,探讨广域会通型志书社会部类/民俗版块的编纂问题,并对《浙江通志·民俗志》作出学术评估和书写判断;指出民俗记述以普通民众为对象,有民俗事像和民俗事物的不同内涵,而对社会习俗的著录,关键在于对民俗事像的系统反映;强调民俗区域划分的重要性,主张省级广域民俗志书应擘画设置民俗区划图。作者对于历史民俗和现实民俗、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做了明晰的畛域划分,认为民俗志的编写,最关键的是记录经验世界的鲜活民俗。文章还探讨了民俗书写的话语方式和概念内涵,提出了钩沉民俗话语中私密话语的命题。

节日非遗事象传承实践的空间机制与“民俗(族)志”式影像表达——以央视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为对象文本

央视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2021)为国家主流媒体、民俗学者与地方媒体合作策划的一档电视特别节目报道,是主创者运用“空间视角”进行的一种影像“编码”,是端午发生所在“空间”的影视人类学和新闻传播学“再生产”。本文以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辩证法”为主要理论依据,认为空间生产的日常亲历、感觉把握以及构想精神等三维度,对应了该片所展示出的家庭(家族)、家乡(地方)和国家(社会)维度空间及其话语,构成该节目传递主流核心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架构所在。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图景:辅仁大学集刊《民俗学志》探析

有必要从世界性视野出发,将中国民俗学视为探讨地方性知识、传统的开放体系。重新反思辅仁大学的学术集刊《民俗学志》(1942—1952),或能给予我们有益的启发。基于“连接东亚与西方之学术桥梁”的自身定位,刊内论作兼采东西众长,科学性与学术水准颇高。在世界视野下,多国民俗学研究的互鉴共进也有效地开拓了学科的视域。同时,该刊立足于中国本土与中国民俗学,以大量的实证、文献研究呈现出中国民俗图景与社会实态,并通过学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具体方法的反思探索,自觉地补益了中国民俗学的整体谱系。

唐人咏陕诗简论——《陕西省志·诗歌志》唐代部分前言

中华号称诗国，唐诗是中华诗歌的高峰，唐人咏陕诗，是历代咏陕诗的高峰。

在“大接访”中凸显民生档案作用——陕西省白河县档案史志局(馆)档案利用服务侧记

提供社会服务是档案工作永恒的主题.在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服务民生是档案工作服务科学发展的新方向.……

《陕西省志·档案志》正式出版发行

由陕西省档案局编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陕西省第二轮省级专业志书——《陕西省志·档案志》（以下简称《档案志》）于2017年11月正式出版发行。这是陕西省档案编研工作创新性文化工程的又一重要成果。

陕西财政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评《陕西省志·财政志》(1986年-2010年)

《陕西省志财政志》(1986年-2010年),最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这是陕西财政发展史上又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和喜事。我作为一名在省财政厅工作三十多年的人员,参与《财政志》的编写,更感到十分欣慰。《财政志》是《陕西省志》中最重要的综合经济管理性志书之一。它是陕西财政二十五年改革发展的真实记录,全面阐述陕西财政走过的光辉灿烂的历史和取得成就。学习、宣传好《财政志》,对于学习财政、宣传财政、搞好今后的财政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陕西省志·审计志》的编写方法与内容

《陕西省志·审计志》的编写方法与内容李宗纲人们期待已久的《陕西省志·审计志》即将出版问世了。这部志书是在收集了近两千万字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全书共约８０万字，分为上、中、下３部，１２篇、３９章、９５节，内有插图２３幅，统计表１４４张。该书所写的内容上...

“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

传统体例的民俗志对民俗事象的分类写作,存在着将作为整体并具有互释性的生活文化割裂的倾向。因此,在借鉴民族志书写模式与解释人类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北京市门头沟区民俗文化志》调查与写作实践的反思,提出“标志性文化”这一核心概念,倡导“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新式民俗志写作,以提升抢救与保护民俗文化的认识水平。所谓标志性文化应具有:一、能反映这一地方的特殊历史进程和贡献;二、体现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生命力;三、深刻地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等三个主要特征。这种民俗志书写也将促进民俗文化调查的深入和研究范式的创新,间接对地方社会协调发展和增强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具有参考价值。

成功之作 传世之书——《陕西省志·地质矿产志》审稿记

《地质矿产志》是陕西省一部重要的专业志。全志6篇16章,约30万字。我有幸担任了该志的终审工作,审阅全志受益匪浅,感受很深。全志科学地记述了陕西省地质矿产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是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著作,有益当代,惠及后世,不愧为一部上乘之作。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指导思想正确该志是由陕西省地质矿产局负责撰写,经本省地矿系统有关专家、学者、老干部和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历时五载,四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浩繁的编纂任务。该志即将出版,不久将与读者见面。它的出版发行定会对全省地质、矿产和资源勘查事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该志对广大的地质勘查工作者将是一本“良师益友”,对热爱地矿工作的读者也颇有裨益。

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C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与河北C村娘娘庙会相关的起源传说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现今国家话语控制下的乡村社会,原本以解释敬拜实践为核心的乡村庙会起源传说被仪式实践强化、再造,二者再在主流话语对乡村庙会的“民间文化-迷信”两可表述的裂缝间,共同型塑着地方社会,进行着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由对此个案的民俗志研究,可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初步指明“民俗作为一种过程”的本质。

民俗志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

民俗志在民俗学研究体系中占有资料基础部分的位置，但由于民俗学早已形成自己比较独特的研究风格，即必须直接“阅读”民众生活这个“文本”，故采取田野作业方法，所以民俗志就成为代表本学科特点的和占据主体位置的“研究方式”。在对此有足够认识的基础上，民俗志研究者应进一步增强学科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意识实际包含着两个方向：检验修正与填补开拓，均关系到民俗学理论的建构。民俗志目前面临有“民”与“俗”即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由于得到一定解决。

论田野民俗志

民俗志学说,是钟敬文教授倡建中国民俗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田野民俗志的概念,以田野民俗志为一分支,同时建设它的另一分支文献民俗志,可以发展钟敬文的民俗志学说,壮大中国民俗学派。田野民俗志与民族志的关系,它自身的概念、性质、结构、功能,及其对建立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相邻近又相区别的民俗学理论的独立意义等,是构建田野民俗志必须探讨的几个重要问题。

民俗志:文化书写的历史——基于“民俗志”概念及其书写范式的研究

"民俗志"作为文化书写的实践活动,并不是自现代民俗学科建立以来才产生的,在我国"民俗志"书写传统古已有之,它存在于我国卷帙浩繁的史志文献中,是一种"有实无名"的民俗志;自20世纪90年代"民俗志"概念被正式提出,经过十多年的写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民俗志已经进入了对其书写范式的反思阶段。本文首先追溯了我国史志文献民俗志的书写传统及其写作程式,并进而对"民俗志"概念作了发生学上的研究,提出在新形势下应当实现现代民俗志书写范式的转换,并对现代民俗志书写的可能形式和多种类型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文化巨变时代的新式民俗志——《中国民俗文化志》总序

《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的指导思想是注重具体理解民俗与地方生活的关系,以体现文化巨变时代的文化自觉意识。当代地方民俗志需要以三点重要认识为前提:一、中国民俗的地方性是民族性与地域性交叉的表现;二、民俗志应该着力记述连续性的民俗传承,也要关注深层的民俗传承;三、结合对地方传统生活方式的把握,将比较容易描述地方民俗的特色,呈现民俗文化内在的逻辑关系,反映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特征。民俗文化的地方传承也就是在历史上被一再建构的地方性象征体系,其中若干重要文化事象具有标志性意义。因此“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成为本志书统一采取的书写模式。

忌讳型“潜在民俗”的民俗志书写策略——以多元记忆的周公庙“撵香头”祈子习俗为例

民俗志是民俗研究的重要环节和结果呈现,"潜在民俗"的实际特点决定了该类型民俗事象的民俗志书写范式不能一概而论。以作为"潜在民俗"之一的周公庙"撵香头"祈子习俗为例,当地文化持有者针对外界访谈持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忌讳心理,笔者尝试采用"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并置的策略,运用整体性民俗志书写策略,多维度地呈现关于"撵香头"习俗的多元记忆与评述,为探索"潜在民俗"民俗志书写范式提供一点启示。

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

近年来,在借鉴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理论思潮和成果影响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的书写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以摆脱民俗学的危机。但只有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理论与实践,彰显了与民族志的区别,具有特别的学理意义。民俗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民俗志需要作适当的层次划分。在民俗复兴的今天,我们应该让"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共生共荣,使民俗知识有更好的机会和渠道与社会契合,实现民俗学的大发展。

民俗志及其书写

民俗志基于民俗田野调查,是民俗研究的一把利器,属于民俗研究的重要环节和结果呈现。民俗志书写不应只是一种资料汇集式的民俗记录,它应具有一定的理论追求,允许民俗学者的个性化诗性与美学书写。民俗志书写,更应贴近民俗主体的现实民俗生活,关注其民生与人性问题。

“民俗志”与“民族志”的使用对于民俗学的当下意义

作为经典研究范式的民族志与民俗志,近些年来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对话中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已成为“显学”的当代,随着田野调查的普遍展开,民族志、民俗志的书写也成为绕不开的一个核心话题。2006年12月16日至1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了“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三十多位民俗学界、人类学界的知名学者围绕“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议题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由于篇幅所限,本期摘引的发言主要涉及“民族志”与“民俗志”的概念辨析和学理渊源、“民族志”与“民俗志”各自的学科定位、民族志的书写和表述、民俗志的地方性、多村落的民俗学调查、“在地化”研究的得失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