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縯之死与舂陵军分化考论

在反莽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更始帝为消除潜在威胁,朱鲔等绿林将领为确保军政权位、尽忠更始帝,申屠建为尽忠更始帝、报私仇,李轶为获取更多军政利益,他们在不同动机下共同对刘縯实施谋杀,这是更始政权内部各利益集团矛盾激化所致。以刘縯之死为契机,更始帝分化舂陵军,任命刘赐为大司徒并指挥六部兵,将刘縯的下属划归其他将领,以官爵笼络刘秀的同时又有所防范;舂陵军内部也有不同政治抉择,刘良、刘嘉、刘祉等核心宗室成员与李通、李轶、李松等南阳豪族继续追随更始帝,樊宏、阴识、邓奉等选择留在南阳,而刘秀持节出使河北并谋求独立发展。尽管更始帝暂时消除了帝位威胁,但失去对绿林将领、刘秀的有效制约,这是更始政权败亡的重要因素,后南阳豪族势力被东汉政权吸纳整合。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电影题材选择——以中俄合拍影片《陵水谣》为例

题材是电影创作的主要基调,决定了电影的风格和方向。随着全球电影产业不断融合,中外合拍影片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中俄合拍影片《陵水谣》通过讲述中国青年郑玉杰和俄罗斯女大学生安娜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歌颂了中俄两国经久不衰的友谊。影片以爱情为主线,辅以亲情和友情,跨越了时间,打破了历史界限,流淌着民族文化,诠释了爱的永恒。文章以影片《陵水谣》的题材选择为例,着重分析了民族融合背景下电影的创作方式,以期推进合拍电影更好地向前发展。

宋陶岳《零陵总记》辑补

北宋陶岳《零陵总记》十五卷,为记述唐代湖南南部零陵旧地景观名胜与文人轶事的最早一部专书,宋及明代频见徵引,明以后散佚不见。清陈运溶辑佚七条,今人王晓天增补一条,共八条,仍有未尽。兹略为辑补,共得三十六条,合并条目编为二十九条,聊补史之阙文。

三国战争中的夷陵

夷陵是三国重镇与交战热点,原因在于它地扼峡口交通枢要,附近岭谷交错利于设防。曹操、刘备将夷陵与邻近各县并置临江、宜都郡,成为独立的军政建置。猇亭之战后,孙权设立西陵都督辖区。孙吴后期分宜都数县立建平郡,又将西陵、乐乡都督辖区反复合并分离,下诏调离步阐而引起叛乱。蜀汉亡国后,西晋以峡江航道作为伐吴的主攻路线。孙皓忽视荆州西部的防务,致使王濬舟师顺利出峡攻占西陵,乘势东下灭亡吴国。

好太王的陵墓再确认及相关问题

根据墓葬类型结构和遗物特征,尤其是铭砖和刻铭铜铃的出土,充分证明"太王陵"是好太王的陵墓,由此也推定出"将军坟"是长寿王的陵墓。集安麻线新出高句丽碑碑文中的"国罡上太王",是好太王的谥号,因此该碑建于好太王之后。碑文所记"以此河流四时祭祀",将山川崇拜和祖先祭祀相结合,祭祀的祖先是建碑之前以邹牟王为首的诸位祖先王。

“凌/陵迟”的联绵词化及相关理论问题

“凌/陵迟”成词于先秦,表示“衰落、平缓延伸”等,核心义素是“缓慢、渐渐”,是同义并列式复合词。其常用义不断变化,至辽宋时期成为刑律术语,表示“零割犯人致死”,其他义项逐渐消失。其意义变化的过程也是其不断联绵词化的过程,至元明时代成为联绵词。同时,构成成分“陵、迟”的常用义、字形、构词能产性也几经变化,都对“凌/陵迟”联绵词化有重要影响。联绵词研究应重视发展过程,克服唯古论和唯今论两种倾向。

河南鄢陵方言“了”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鄢陵话“了”有“了/liao^(44)/”、“了/liao^(0)/”、“了/l■^(0)/”三个读音,核心语义分别为完结、非已然达成、已然实现,三者均可位于词尾和句尾(或从句尾)。“了/liao^(44)/”位于词尾为完结体,位于从句尾表时间次序,但完结义未虚化;“了/liao^(0)/”位于词尾为派生类完整体,位于从句尾为先时标记、假设条件助词或话题标记;“了/l■^(0)/”位于词尾为屈折类完整体,位于句尾为完成体。鄢陵话“了”的语法化呈多分支进行,词尾不同读音的“了”分别与其句尾(或从句尾)同音形式有直接演化关系。语境和句法位置的变化对鄢陵话“了”的语义分化有重要影响。鄢陵话“了”的演化表明,有相同来源的语法形式可能位于不同语法化分支,因此语音弱化程度低的形式不一定语法化程度低。

柿广翅蜡蝉生物学特性及防治初报

柿广翅蜡蝉近十年来已成为湖北省主要果树害虫，寄主范围与为害程度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成、若虫均吸汁为害多种果树；一年二代，以卵在寄主的枝条皮下越冬。在1～3龄若虫期用药剂防治，能有效控制柿广翅蜡蝉。

曾姬无卹壶铭文再探

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铭文的内容,由此认为此壶当为楚宣王为其已经过世的祖母所作的宗庙祭器,其后随考烈王迁都而被带至寿春一地,并与酓前、酓诸器一同埋葬在朱家集楚王墓之中。

试论沈岗楚墓出土登铎与古■国

2009年10月,湖北襄阳沈岗墓地出土的登铎,是目前最早一例自铭为铎的乐器。其铭文中一残字或是＂ ＂字。 国或为春秋小国,大约在后来楚国的＂ 陵＂一带。 国当在春秋中期为楚或黄所灭,黄灭 的可能性似乎更大。甲骨卜辞中的 方、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的 国、汉代沛国的 县,可能是三个不同的地方。

华无害封国考

关于汉初功臣华无害的封国,《史记》和《汉书》二书记载互异,《史记》作"绛阳",《汉书》作"终陵"。对于这一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有关华无害封国的问题,前人多有论述,但前人"绛阳"说、"於陵"说、"绛陵"说等观点均有可商之处。通过对汉代"綘陵邑丞"封泥的研究,并结合汉印、简牍、碑刻、敦煌写卷等相关文字字形的分析,考证出《史记》中的"绛阳"、《汉书》中的"终陵"是由"綘陵"讹误而来,即华无害的封国当为"綘陵"。关于"綘陵"的地望,有证据表明"綘陵"即"逢陵",二者是同一地名的不同书写形式,其城址即今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东南部的逢陵故城。

新见战国戈铭与楚简地名补释

本文对新见战国铜戈铭文中的“雍丘”、“都城”与楚简中的“郯陵”、“陉”作了讨论,雍丘属于魏,鄗城属于赵,郯陵和陉大概即是楚县。这些地名资料丰富了对战国时期诸侯国疆域变迁、地理沿革的认识。

“金陵根本重地”——明末政治语境中的风水观

自三国时代起,作为南京地区地理标志的钟山就被赋予了风水学的内涵。随着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将孝陵营建于此,钟山在明代风水堪舆理论中便有了更为丰富的意义。有明一代,孝陵与钟山的意义绝非止于帝王陵寝和自然景观,它们不断为文学传统、仪式制度、风水堪舆、地理象征、政治语汇所利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被赋予政治影响力。

里耶秦简所见秦迁陵一带的农作物

里耶秦简中出现了很多植物的名称,绝大多数是与当地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作物。按照人们的利用情况,可将它们分为粮食作物、瓜果蔬菜、竹木类经济作物、麻及其他草本植物。对它们科属的考证,食用、使用情况的梳理、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当时当地的农作物种类有一个宏观的认识。这也对研究古代湘西地区的农史、物质文化史、区域环境史有重要意义。

南京博物院藏楚■陵君铜器铭文新识

本文以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新资料为突破口,对楚国■陵君铜器铭文所记■陵地望、器物年代与器主身份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封地■陵即《水陆里程简册》的"莪陵(津)",位于今湖北宜城市汉水之滨,同名异地及新置"■陵"的可能性较微。铜器的制作时代约在楚灭越至公元前223年楚覆亡之间,制作时代最可能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以前。综合制器年代与器主的"王子"称谓可知,■陵君应是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中某位楚王之子。

曾姬无恤壶“漾陵”“蒿间”补说

20世纪30年代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了两件曾姬无恤壶,现藏台北故宫20年代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了两件曾姬无恤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所记曾姬无恤为楚声王之夫人,学者在文字考释、内容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但是,对'圣桓之夫人曾姬无恤吾宅兹漾陵,蒿间之无匹'一句的断读以及大意还可进一步讨论。本文认为此句应在'漾陵'与'蒿间'之间断读,'无匹'的主语应是'漾陵'。

关于日本唐乐的历史考证研究——以《陵王》为例

从5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日本通过外交活动和文化交流,从中国、朝鲜半岛和中亚各国吸收了各种各样的乐舞文化,最终形成了"舞乐"。本文首先对"舞乐"中属于唐乐的《陵王》进行重新的考证,依据《舞乐要录》《乐家录》《教训抄》等文献,梳理出《陵王》在服饰、道具、面具、舞蹈动作、乐曲结构、歌词等方面的记录。其次,针对学界争论的焦点—《陵王》究竟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证,通过对《北齐书》《资治通鉴》《旧唐书》《教坊记》《乐府杂录》等文献的相关记录的考证得出《陵王》起源于中国的结论。最后,通过深入分析《舞乐要录》中有关《陵王》的表演记录,考察其内在的象征意义,指出《陵王》与龙的意象相结合,具有彰显皇室威严,庆贺,祝寿,治理天下等多重含义。

中日《兰陵王》流变考论与补说

目前关于《兰陵王》的研究不在少数,文章在综述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提供新的补充论点,以期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20世纪开始,关于日本舞乐《陵王》的来源有“中国说”与“林邑说”二论,文章在梳理现有争论后,补充关于“中国说”主张的理由。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日两国文献的考辨论述以下内容:第一,考证中国《兰陵王》形态的演变,即北齐军乐—唐民间散乐—唐教坊散乐这三个流变过程;第二,考证《兰陵王》东传日本的时间、东传者、东传时的作品性质等问题;第三,从国风化、安定化、近代化三个阶段论述《兰陵王》进入日本之后的流变情况。

“地以一诗传”:题写胜地的“迹”与“文”

关于胜迹书写,向来有“地以一诗传”的说法。因此可以借助“迹”的概念来考察“地”,并通过“文”的范畴对题写胜迹的现象做出解释。题写胜迹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性的地点,而是在真实或想象的胜迹遗址和地标建筑基址上,形成一个具有内在感知结构、普遍性文学母题和文字修辞法度的诗歌空间,由此塑造读者对胜迹的体验和想象。这一诗歌空间具备自我衍生的潜力,它将胜迹文本化,并且反过来造就了文本化的胜迹。

《本草纲目》整理研究的再思考

《本草纲目》的整理已有多个版本,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向各方专家咨询及多次业内讨论商议,发现仍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研究空间,包括影印与校点相对照、繁体字竖排、全式标点(新式标点,加上书名线与专名线)、保留李时珍的版式用意、同版多底本核校5个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本草纲目》研究的存真与深化,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