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救赎——评《陶庵梦忆》

《陶庵梦忆》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张岱所作。在《陶庵梦忆》中,张岱详细记述以往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细节,表达了对过往美好时光的爱和思念。回忆救赎了自我,也建构了主体,书中的记忆碎片,具有文化、文明、文学等多种价值,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陶庵梦忆》中的名量词与数量名结构

明末清初时汉语名量词体系基本完备,《陶庵梦忆》中名量词的使用与当时整体情况有所不同。《陶庵梦忆》使用的名量词主要有四类:部分量词为沿用旧词;部分量词为明代新生;部分量词在明代开始泛化,体现了白话文中量词的使用特点;部分量词为半文半白文体独有,同时期白话文献和现代汉语中均未使用。《陶庵梦忆》在数量名结构的使用上,“名+数+量”结构最多,“名+数”结构次之。这是受《陶庵梦忆》半文半白文体特征的影响,且受文言特性的影响远大于受白话特性的影响。

“以诗为文”观念演变论略--以《东坡志林》《陶庵梦忆》为例

“以诗为文”,即以散文文体为基础,化用吸收诗体特征成文。早期散文文体内部包含诗的因素,经由文体理论现世,散文逐步发展成熟,“以诗为文”的观念由模糊未分到清晰确立,散文的诗化倾向愈发明显,审美风格发生偏移。该观念凝聚于宋代,并在宋代完成长期新变定型,《东坡志林》的文本样态及审美风格显示了“以诗为文”这种文体渗透观念的跳跃发展。至晚明小品,诗文跨界融通的创作观念达到成熟阶段,张岱《陶庵梦忆》集小品之大成,化诗歌句式节奏之外在、情志之内涵、意境之神韵入文,笔调自然圆熟,冲淡太和。

《陶庵梦忆》与大运河文化

《陶庵梦忆》与中国大运河有着紧密的联系。张岱一生主要寓居及游历于江南运河流域,深受运河文化熏陶,书中涉及了扬州、苏州、绍兴等多座运河城市,从园林建筑、民间艺术、民间习俗、运河商业等方面生动具象地展现了大运河文化;同时,大运河也影响了《陶庵梦忆》的成书、刊刻及流通过程。当下,联系研究《陶庵梦忆》与大运河文化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大运河的文化内涵,也为新时期大运河文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基于《陶庵梦忆》与《履园丛话》的明清文人园林观分析

基于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文人身份,选择《陶庵梦忆》与《履园丛话》为研究文本,分析其所蕴含的造园思想,剖析明清文人园林营造的时代推力,并探析园林在文人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同类文本中文人造园家的园林观对比,关注主体身份差异带来的实践表征差异,以期在明清这一园林繁荣期中细分出不同的时代切面,管窥文人主体造园意识的差异及其对园林史的影响。

张岱小品文用典的特色与意蕴——以《陶庵梦忆》为例

在中国文学史上,张岱的小品文素来以独抒性灵的风格而著称,用典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张岱的代表作《陶庵梦忆》用典有语典和事典,涉及经史子集和众多文史人物,典故众多和典源丰富是其用典主要个性。张岱小品文用典方法多样,有直用、化用、正用、反用、明用、暗用六种。张岱小品文用典意蕴深厚,展现了明清之际的社会生活,为后世散文创作树立典范。

《陶庵梦忆》主旨新说

《陶庵梦忆》（下称《梦忆》）是明末散文家张岱明亡后追忆昔日繁华之作，它多侧面反映了晚明社会生活，艺术上融公安、竟陵之长，代表小品的极高境界。研究它，对认识晚明社会、晚明文风及中国散文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梦忆》主旨，历来学者重视其寄托故国之思的倾向，三...

论《陶庵梦忆》的创作心理动因

对昔日美好事物的追恋、渴慕和怀归情结是张岱创作《陶庵梦忆》的心理动因。通过这些"梦""忆"意象,张岱隐隐地显露出对晚明生机勃勃、人情放逸的时代的肯定、赏悦和颂赞。

略论张岱《陶庵梦忆》的审美特质

论文结合晚明社会特有的思想、文学景观,对张岱的《陶庵梦忆》从题材、人物、笔法等 方面进行分析、阐述,最终得出其审美特质世俗化的结论。

散文奇葩小品极致──试论《陶庵梦忆》的创作艺术

我国古代小品文历史悠久，人们很早就欣赏它于高文讲章外别具“陶冶性灵”，“入其滋味”①之妙，包括文学史上许多一流的大家都曾染指小品创作，魏晋以至唐宋，名家辈出，佳作如林，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但在传统“载道”文学观念下，它被视作文章中的别调，历来不受重...

《陶甓公牍》视野下的晚清徽州社会探析

晚清时期,清政府为了寻找新政的切入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其中徽州知府刘汝骥主持的徽州地区的调查具有一定代表性。他把调查所得资料汇编成文,命名为《陶甓公牍》。其中记载的晚清时期徽州民众生活、徽州社会的一些陋习和徽州民众的权利、义务观念等,是研究晚清时期徽州社会的重要资料,从中可以窥见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和社会形态。

《陶庵梦忆》与明后期演剧活动的艺术审美特征

明代中后期是古代戏曲演出的一个繁荣时期,文人张岱《陶庵梦忆》中记载了许多戏曲演出活动,是研究明后期演剧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家庭戏班的大量出现,明代戏曲创作和表演越来越精细化;演剧也具有娱众、娱己、娱亲、娱客、祭祀等多种功能;演剧的舞台艺术也不断追求新奇化。

论张岱《陶庵梦忆》中的戏剧思想

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历来被视为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之作,今人对《陶庵梦忆》中反映的戏剧思想论述较少。对《陶庵梦忆》中涉及的篇目的分析,展示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特定人群的戏剧观念。

明末清初“士人“与”优伶”关系新探——以《陶庵梦忆》为中心

在政治失序的末世、乱世或某些特殊情形下,怀才不遇的"士人"与政治之"势"的和解宣告破裂,"士人"与那些同样被"势"所压迫的"优伶"便有了某种同病相怜的心理基础。张岱的《陶庵梦忆》就可看成乱世背景下"士人"与"优伶"关系的具体呈现。深入分析《陶庵梦忆》的文本,可以发现此时"士人"开始将"优伶"当成有情感、灵魂的独立个体来欣赏,同时部分"优伶"的自我意识有所觉醒,在离乱中,从精神及物质两个方面给予"士人"慰藉和援助。随着大批"士人"的串戏活动,也使得某些下层"士人"与"优伶"的身份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这种新型的士伶关系与明末清初独特的思想、政治以及经济背景密不可分。

晚清时期普通官员的国际视野——以刘汝骥《陶甓公牍》为中心

长期以来,思想史研究特别关注思想家们的思想,而相对忽视普通官吏和民众的思想。光绪末期出任安徽徽州知府的刘汝骥,在任时编辑了《陶甓公牍》一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刘氏是科举出身,但对当时世界大势较为清楚,虽然政治上倾向保守,但经济上主张与国外公平贸易,且懂得用国际视野反对吸毒、反对缠足,体现出晚清普通官员整体上思想渐趋开放。

唐英《陶人心语》刻本考述

《陶人心语》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内务府督陶官唐英创作的诗文集。该诗文集记录了唐英二十余年督办陶务的心路历程,是研究其陶务生涯最直接的文献,对研究清代内务府陶务事宜及御窑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唐英以陶人视角创作的诗文,为清代八旗文学的多样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以《陶人心语》传世刻本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版本源流,考辨编订本末,分析内容特点,以明确版本之间的异同。

晚明时期的杭州影像——论《陶庵梦忆》中杭州文化的审美书写

散文家张岱的代表作《陶庵梦忆》记录了晚明江南繁华的生活图景,其中不乏对杭州这个城市的生动描写。在张岱笔下,杭州的园林山水精细内敛,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市井交游真挚情深,表现出士人与市民双向互动的审美情趣,传达出作者对晚明杭州市井生活的追怀、对时代变迁的思考。张岱留住了晚明时期的杭州影像,成为杭州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记录者与守望者。

《陶庵梦忆》与晚明戏曲、美术

张岱《陶庵梦忆》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它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反映出明末社会文化发达的程度。《陶庵梦忆》集中表现了晚明戏曲成果,揭示了晚明美术特别是版画的魅力所在。

易代之变:《陶庵梦忆》中士伶关系问题新探

社会时局的改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生态的变迁。虽则在政治失序的乱世,"士人"与"优伶"之间身份差异并未彻底弥合,但却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使怀才不遇的"士人"与同样被"势"所压迫的"优伶"有了某种同病相怜的心理基础,在此背景下,"士人"与"优伶"之间的关系较之以往亦有所新变。张岱的《陶庵梦忆》就可看成乱世背景下"士人"与"优伶"关系的具体呈现。本文将以《陶庵梦忆》为中心,对其中新型士伶关系的样态及其背后的成因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