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的情感思想:《隋书》对独孤皇后以情误国的书写

《隋书》是唐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它集修史、取鉴、资治于一体。唐初统治者认为,文帝的废长立幼是隋朝败亡的缘由,在魏征笔下,高颎的废黜、太子勇与晋王广的废立皆因情起,而这些情事的本源,则在独孤后的“誓无异生之子”与“性忌妾媵”,情在逻辑上成为隋亡祸本。《隋书》情为祸本思想受太宗一朝政治影响,更是魏征探索情感哲学的努力。宋明理学前,儒家情感思想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对现实的指导更差强人意,士人纷纷从各自领域对情展开理论探索,魏征的情感认识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唐代之前的情感史建立在文史哲、政治、现实交织的基础上;中国历史上的情感也走过了从中心到受摒、再到重新被认识的过程。赋正史以情感议题,《隋书》的政治史面貌或可得到改观。

《隋书·经籍志》在日受容研究——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为例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日本敕编汉籍目录,其内容、体例和思想主要参考了我国唐初时期著录最全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体现了多元受容的思想,可供目录学研究。文章主要从著录致用性、分类有序性、伦理价值性等方面,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和《隋书·经籍志》进行由浅入深的对比研究,并得出结论:古代日本对中国目录学的受容策略、经验与智慧,有助于完善展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实践体系及其影响。

《隋书·经籍志》“梁有五部目录”考辨

《隋书·经籍志》是唐代重要的史志目录,学界对其中所载“梁有五部目录”的解释多有争议。考察阮孝绪《七录序》和《隋志》文本,“五部目录”既非五种目录书,也非名为《五部目录》的目录书,而是包括术数书在内的五部分类方法,即阮孝绪所记《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使用的分类方法,《隋志》所记《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则是缺少术数书目录的不完本。

《隋书·地理志》“邯郸县”条与“临洺县”条考辨

2010年磁县出土《窦奉高墓志》,为东魏北齐邯郸县设治提供证据,证明《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邯郸县”“临洺县”条记载有漏讹。以东魏北齐邯郸县设治为起点,综合三志记载,参考《魏书》《北齐书》相关记述,东魏至隋初邯郸、陟乡、易阳、临洺各县废置情形须重新解释。

论史志目录编纂中的神话历史化——以《隋书·经籍志》为考察中心

《隋书·经籍志》是唐初官修史志目录,《隋志》在对“史部”“子部”书籍的分类与认识中表现出明显的神话历史化倾向。《隋志》《隋书》的编修中存在明显的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互动,而且这是唐初史书编纂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共同思想倾向。《隋志》在其书籍分类方式中所表现出的神话历史化倾向渊源有自,与其对《七录》等目录分类方式的承继、唐初史书编纂的共同选择以及史官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对《隋书·经籍志》的征引与辨正

《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大量隋代藏书,且注文附载多为隋朝已散佚的典籍,反映出六朝书籍的大致存佚状况,它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典籍流传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文化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四库全书总目》征引《隋书·经籍志》,用以考证其所收录的唐前文献。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亦存在纰缪遗漏,《四库全书总目》凭藉有关文献典籍对其内容进行辨正补阙。

《隋书·经籍志》:目录学的历史贡献与学术价值研究

《隋书·经籍志》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领域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其在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史上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该志书不仅是对隋朝及其以前图书文献的详尽整理和总结,更是对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一次重要革新与拓展,展现了其承上启下、推陈出新的历史地位与学术意义。因此,对于《隋书·经籍志》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历程,更能够揭示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目录学发展的深远影响。本文将从编者及编撰目的、书籍结构及内容、评价三个角度对《隋书·经籍志》做一初步探讨。

孔颖达和《隋书》关系考

孔颖达不仅是初唐经学大家,而且参加过史书的编撰,两《唐书》虽然都提到孔颖达参与编撰过《隋书》,但语焉不详,学界对此关注也不够,这势必影响对孔颖达的客观评价。孔颖达与《隋书》的关系密切,具体来说,他与颜师古和于志宁一起负责纪传部分的撰写工作,是《隋书》纪传部分的最主要承担者。《隋书》被称为“良史”,赵翼和王树民赞扬《隋书》的文笔简净,以及书法无隐,主要是就颜师古和孔颖达的纪传而言的。有学者认为,《隋书·儒林传序》为孔颖达撰写。事实上,此序的作者不是孔颖达,而是魏徵。从《隋书》编撰的分工看,魏徵是领衔,“总知其务,多所损益,务存简正。序、论皆徵所作”。从政治和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看,《隋书》是贞观三年开始奉诏编撰的。这时,孔颖达的政治地位远远没有魏徵高,在学术界的影响也远远没有魏徵大。在语言总体风格上,《隋书·儒林传序》与其他序论风格一致。在文风上,孔颖达喜欢用否定句表示强调,而魏徵喜欢用反问句表示强调。

《隋书·律志》中的古佚乐书辑录

本文从史源学的角度考察了《隋书·律志》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引书 。

论杨守敬考证《隋书·地理志》的成就与不足

《隋书地理志考证》是杨守敬研治历代正史《地理志》诸多著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种,作者归纳其成绩约有七个方面,即校补脱漏的州、郡、县;订正原文讹误;订正引用文献的讹误;校补脱漏、删除衍文;乙正倒文;纠正总管府为西魏所置之误;纠正政区置废时间之误。同时,作者对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做了较为详尽的学术检验,经过分析杨守敬以封爵补政区之例,发现清代以来至今大量存在以封爵来考证梁、陈、北齐、北周、隋代政区的现象,因此作者梳理了《隋书》里所有郡、县封爵与本郡本县沿革的对应关系,基本可以否定清代以来以封爵补政区的传统做法,因此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等书凡以封爵证明、校正、补充、纠谬政区沿革之处皆不足信。

《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

文章就《隋书·西域传》的体例、所载西域里数和资料来源进行了讨论。认为:按照交通路线,《隋书》所列西域各国编次是混乱的,传文出诸不谙西域事情的编者之手;传中所见西域里数堪与前史印证者不多,说明其有独立的资料来源,可能只是利用了大业三年前获得的数据;在史料来源上,只是依据档案编撰,而无意复述裴矩《西域图记》,同样也没有采用韦节《西蕃记》。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经过几代学人的精耕细作,在小说作者、版本考证、文体与类型的探讨、文本的解读、小说史的编纂、小说理论的阐释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以及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不但有新的学术领域和问题的出现,已有的学术结论也需要重新审视。本栏目将陆续推出几组论文,对小说观念、小说类型、小说批评、小说创作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深入探索。王齐洲教授的论文《〈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探讨了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认为《汉志》和《隋志》虽不是文体分类,其中却有文体因子。二志都强调其所著录的小说作品提供了民情风俗和百姓对政教的意见,具有民间性、通俗性、琐碎性特点,但都没有强调故事性和虚构性,与现代小说观念颇有差异。傅承洲教授的《清代才学小说是否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对当下流行的才学小说类型概念提出了异议,认为从才学小说概念形成过程和小说类型构成要件的角度考察,《野叟曝言》、《蟫史》、《燕山外史》和《镜花缘》四部小说并不能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四部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均不相同,很难归入一类。炫才是文人创作小说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能成为小说类型的构成要件。几位学者都对古代小说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也许并不是定论,但定会对古代小说研究者有所启发,对古代小说与小说批评的研究有所推进。

《隋书·附国传》与早期吐蕃史相关问题

尽管《隋书》为唐初史官魏徵等人撰修,但《附国传》的史料却并非出自魏徵等人之手,而是出自隋裴矩《西域图记》,因之史官及后世学者多没意识到附国即吐蕃;《北史·附国传》与《新唐书·附国传》均是对《隋书·附国传》的继承或删节;附国之名并非真正的国名,而仅是一种俗称。“吐蕃”一词的发音应该是吐蕃人在原来称号的基础上,附会或因赐姓而自称“秃发”或“拓跋”而来;隋唐之际,客观上给吐蕃的兼并战提供了绝佳机会,期间吐蕃因忙于内部的兼并战争或赞普易代而汉籍无闻。但贞观八年前后的唐蕃互动,正如同大业四年、五年的隋与附国的互动一样,为该时期唐朝为攻灭吐谷浑而与吐蕃的呼应结盟。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发微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是迄今为止研究《隋志》的最为详尽之作,书首"叙录"部分巧为佳构,可谓引导读者学习和考察《隋志》的最佳资料。姚氏《叙录》采用辑录体式,辅以按语来解释、说明以及评论,藉此表达撰者观点和见解,其中针对《隋志》种种学术疑案的处理,足以解惑发蒙,启迪后学。本文拟结合《考证》及其书尾"后序",阐发《叙录》的微妙之处,为读者更好地利用《隋志》以及姚氏《考证》创造条件。

《隋书·经籍志》在文学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

《隋志》正式确定“集部”集中著录文学文献，同时又以部、类序论形式界说类别性质，阐述文学源流，既成为研究先唐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史部类目的变与不变——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

四部分类法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后,官簿私录,多所沿袭,少有变更,这种状况,可以从史部类目中得到反映。后世目录分类之发展,《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基本上是被继承了的,即变化甚微或无所变化,后来又新增章奏、岁时、诏令等类目,其原因盖与某类书的数量及目录学家的看法紧密相关。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向《别录》”考辨--兼论引《别录》而以《汉志》代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向《别录》……《龙氏雅琴》百六篇"云云,其中的"向《别录》"可以理解为沈约据刘向《别录》引文。然"向《别录》"实为沈约以《汉志》而代《别录》,也就是在引用《别录》时以《汉志》而代替。文章对之进行了解析,并指出:古人引《别录》而以《汉志》代替并非孤立的个案,弄清这点对理解古人对于《别录》《七略》及《汉志》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别录》与《七略》的亡佚情况及其原因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隋书·经籍志》在图书分类研究中的价值

《隋书.经籍志》是唐初官修的一部史志目录,论述汉唐间五百多年图书流传及存佚情况,因而它也是一部重要的学术源流史和图书分类学著作。《隋书.经籍志》确立的四部分类法,对唐宋以后尊孔读经、重视历史、充分发挥孔孟思想和史学在治国中的作用有积极影响,也是唐太宗治国思想的重要表现。

从《隋书·经籍志》看中国唐朝以前的农学著作

叙述了何谓《隋书·经籍志》及其内容、体例,对《隋书·经籍志》中的农业著作进行了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唐朝以前农学著作的概况及特点。

《隋书·地理志》鸣沙县更名敦煌县时间勘误

《隋书》卷二九《地理上》＂敦煌县＂条云：＂（后周）又并敦煌、鸣沙、平康、效谷、东乡、龙勒六县为鸣沙县。大业置敦煌郡,改鸣沙为敦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16页）《隋书》卷三《炀帝上》曰：＂（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改州为郡。＂（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7页）引文＂大业置敦煌郡＂,指大业三年改地方州县制为郡县制,瓜州改名敦煌郡。与此同时,鸣沙县更名敦煌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