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无意识视阈下的自我“胎化”及其救赎——评罗伟章《隐秘史》

作为继《声音史》《寂静史》后的第三部以“史”为名的作品,罗伟章长篇小说《隐秘史》已跳出之前心灵、信仰的落脚点,从人性切入探究人类精神世界的悖论性,进一步拓展了叙史的题材边界与艺术视界。小说由一个尘封多年的凶杀案切入,以杀人者的心理演进推动故事发展,深入探寻了罪与人性、罪与良知,敞亮了日常生活及人类心理世界“裂缝”下的人性微光。作者试图融入自然之声,进行心灵驱动式的艺术创作,借助人格面具及“胎化”自我的发掘找寻更高的精神尺度,为当代人的现实生活提供精神指引。

论罗伟章小说《隐秘史》中的农民形象

进入世纪之交以来,乡村受到了现代化的冲击,一大批农民被这阵潮流影响,不得不走上离乡打工之路.大量作家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并描写了一大批离乡的农民.出生于1967年的罗伟章自小在农村长大,出于对故土的依恋,他十分关注"农民离乡潮"的问题.不同的是,他不仅书写离乡打工的农民,还书写留守故土的农民,特别是在新作《隐秘史》中,罗伟章将特殊的感情倾注在了以桂平昌为代表的留守农民身上,写他们对故乡和土地的热爱,也以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写他们软弱的天性和在困境中迸发的精神力量.这种丰富而复杂的农民形象无疑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廊,他们独特的人格和精神也是罗伟章的独特之处.基于此,文章主要探讨罗伟章小说《隐秘史》中的农民形象,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