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的编集与《雅》诗的分为“小”、“大”两部分

《诗经》是两次编集而成,其编集者可能是召穆公的后代;第一次编集的只有二《南》和《邶风》、《鄘风》、《卫风》、《小雅》,大体皆西周末年、东周初年作品,目的在于显示周、召二公的功绩,时间在公元前7世纪末叶,约当春秋前期;其余都是第二次编集时所编,这个最后编定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前期,约当春秋中叶;《小雅》、《大雅》为两次所辑,故于先辑成部分加"小",后辑成部分加"大",实际上两部分《雅》诗并无实质性区别。在相同篇名前加"小"、"大"以示区别,乃春秋时代之习惯,以前诗家种种说法皆不足信,而徒为自扰。

乾隆《雅州府志》中的西藏篇目及其资料来源

1739年(乾隆四年)成书的《雅州府志》专设有西藏篇目,以记载清初西藏诸多方面的情况,实为“西藏简志”或“西藏小志”,是西藏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其资料来源主要取自《藏纪概》和有关档册。该资料有助于清代乾隆初期的藏史研究。

论徐夤《雅道机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品格

徐夤的《雅道机要》作为诗学专著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品格,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将其视为唐末五代诗格整体庸俗化、琐屑化、机械化潮流的一部分而予以贬低和忽视。但事实上,《雅道机要》并非比附风雅、脱离实际之作,而是与晚唐五代的相关批评、创作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徐夤个人咏物诗创作的理论总结;其"求意"的咏物观,具有鲜明的新变特色和丰富的可操作性。

清代以来四川道教广成坛使用的科仪与音乐——从《广成仪制》《雅宜集》谈起

在四川道教科仪音乐的发展历史上,作为清代火居道行坛派中形成的一个支派——广成坛,它在继承我国唐宋元明以来道教科仪音乐的基础上,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完整、自成体系的四川广成坛科书——广成仪制,而且还开创了四川广成坛的道教科仪与音乐。其中,以该派命名的"广成韵"早已成为中国道教音乐地方韵中家喻户晓的一大韵腔,是我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项目,在我国道教音乐中独具一格,值得我们珍视和保护。根据清代四川道士陈复慧辑录和编著的《广成仪制》《雅宜集》,探讨清代四川道教广成坛使用的科仪和音乐,以弥补四川道教科仪音乐在清代研究方面的不足。

《诗经》大小《雅》与先秦诗歌的历史发展

《诗经》大小《雅》的文学价值在现代诗经学史上一度受到忽视。通过对大小《雅》相关篇章的分析 ,可以看出 :《诗经》大小《雅》不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达到了当时诗歌艺术的最高水平 ,而且中国古典诗歌的两种主要形态———叙事诗歌和抒情诗歌在大小《雅》中都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正乐”与《诗经》歌本的形成

正乐是孔子矢志不渝的理想。他在周游列国返鲁之后的正乐,一是将周乐所用的乐歌逐一进行弦歌,将原本施用于礼仪的乐曲转化为可以独立歌唱的歌曲,将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歌本;二是按照周乐的标准,对周乐所用三百五篇乐歌正声正音正字,确定了诗之四始,作为乐类的典范;三是清理了乐本中《雅》《颂》礼乐相错的形态,删除了大量重复的歌诗,实现了“《雅》《颂》各归其所”,以什相系歌辞。孔子正乐,是将鲁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可以弦歌的歌本,确定了今本《诗经》的基本形态。

吴敬梓《风》、《雅》正变二重论辨义

"《风》、《雅》正变"是中国传统诗经学的重要理论,古来争议颇多。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在《文木山房诗说》这部笔记体著作中,提出了《风》、《雅》之诗的"正变"应从音乐与政治两个层面理解的观点,认为"正变"原本在于乐律而非词句,古乐失传之后则应就每首诗的"美刺"立论,而不应拘于世次。这一观点将正变论的理论来源与其在诗经学发展中的实际功用分开来看,综合考虑先秦诗乐演变历程与强调诗歌政治功能的诗学传统,是清代诗经学理论中很有特色的说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孔子诗论》与荀子论《风》《雅》《颂》

《孔子诗论》是孔子诗教及后学阐释的产物,基本上体现的是孔子的诗学思想,而先秦最后的儒学大师荀子的论《诗》,与之存在着一些显性或隐性的联系。从《孔子诗论》与荀子论《风》《雅》《颂》来看,二者存在着某些相同或相近的观点,这说明《孔子诗论》与荀子论《诗》存在着源和流的学术联系。

《诗三百》雅化之刍论

《诗经》最初称《诗》或者《诗三百》,汉代时始称《诗经》。一般把《诗》从最初被编订到其走上经学宝座的过程,称之为"经学化之路",故而《诗经》成了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更是"雅文化"的代表。"雅"与"俗"对立,二者以社会不同阶层审美趣味为内在区分点。其实,《诗》在未编辑成集时,"俗"与其中《风》《雅》《颂》三部分关系紧密,后来因为编订的目的与统治阶层意志联系在一起,故而脱"俗"变"雅",为《诗》经学地位的确立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诗》的"雅化"。

《国风》与《雅》、《颂》战事诗的审美异同

《诗经》的《国风》中出现22篇战事诗,《雅》、《颂》中出现31篇战事诗,这些战事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前者主要表现为生命个体对于战争的感性体悟,呈现出悲剧性的审美特征。《国风》以侧面表现战事为主,正面表现战事为辅。《雅》、《颂》以正面表现战事为主,侧面表现战事为辅。《国风》大多取自民歌,创作者大多身处生活底层,吟咏的多是个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式歌唱;而《雅》、《颂》多为庙堂之上的高雅之作,创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决定了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差异性观照,且多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去追寻、总结民族、国家的生命价值。所以,战事诗在《国风》与《雅》、《颂》中的不同审美呈现,也是创作者自身的不同美学取向所决定的。

《诗经》中的天人关系思想简析——以《豳风·七月》为中心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性一如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那样基本且无可替代。在对天人关系的探讨中,客体通常是天,而主体则必然是人。人通过对天的观察、思考所形成的认识就成为天人关系的基本内容。据统计,“天”字在《诗经》里一共出现了205次,遍及《风》《雅》《颂》三个部分。在《诗经》以外,专门讨论“天”以及天人关系的古代思想史文献还有很多,例如墨子的《天志》、屈原的《天问》、荀子的《天论》、柳宗元的《天对》等等。

费经虞《雅伦》赋论发微

费经虞《雅伦》是一部诗文总集兼格法式书籍,除大量诗歌作品,收录骚赋四卷(《楚辞》一卷,历代赋三卷),其中“费经虞曰”的赋论文字虽篇幅不大,却不乏精思妙说。他以“诗源论”而返归文本的思考,“合乐论”阐发汉赋与乐制问题,并引申到与戏剧创作的关联,“辨体论”承续元明赋学辨体思潮,以“祖骚宗汉”尊古,复用历代赋昭示学子写作,不拘一体而与时为新。综此钩稽发微,费经虞《雅伦》中的赋论自当在中国赋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八旗诗歌总集《雅颂续集》编纂考论

崇彝编选《雅颂续集》,既可看作一部八旗诗歌选本,又可看作是清朝嘉庆九年至宣统三年的八旗诗歌总集。这部八旗诗集的编纂,体现了崇彝保存八旗文学文献、宏扬八旗文化的宗旨;表现了崇彝在晚清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对待民族文学文化的态度,也可从一定程度上看出崇彝本人的诗学思想和主张。

张舜徽先生“雅学”研究述论

张先生之雅学研究,同说文学一起构成他对汉代小学研究的两大板块。惜其雅学研究诸书,基本收录于《旧学辑存》中内,因未单行而不被学者所知。本文第就其书略陈先生雅学研究,以见其精义之多在。

论费经虞《雅伦》的诗学辨体理论

四川新繁费经虞的诗学著作《雅伦》一书,以诗学辨体的角度细致地探讨了从《诗经》时代以来的诗歌之源头与流变,总结诗歌的文体风格、时代风格、作家风格,从而论述了自己的诗学观点:诗歌总体上的发展是依时代而"体格渐降";展示了自己的诗学宗尚:推崇天宝以前诗,尤其是汉魏古诗。同时,《雅伦》还是一本对后学具有指导意义的作诗入门书。

论清乾隆彩绘《雅州府图》的军事地理价值

《雅州府图》不仅绘制了雅州府及其附近地区的山川、交通、关隘、津梁、渡口,而且对雅州府的钱谷、祠庙都有明确的记载,这些是《雅州府志》所附《雅安县舆图》所没有的,因而它对研究雅州府在平定大小金川叛乱战役上的战略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幅军事地理价值极高的地图。对此,主要根据府图内容,着重从府城建设、后勤保障、交通邮政、山川形势、关隘险要五个方面论述《雅州府图》在军事地理方面的价值。

论“雅颂”文学传统——兼论汉民族之善良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是以道德为正宗的。 “文章者人之枝叶也,道德者人之根本也。必根本立而枝叶繁焉”。“雅颂”文学便是在民族道德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个主要文学传统。所谓雅颂文学就是以颂扬功德为主体的文学。马融所谓“虞有德而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颂之,宣王中兴,吉甫咏之”,无疑是对这个传统的说明。

雅俗观念的起源及其政教原因

雅俗观念是中国文艺的重要观念.在中国文艺发展过程中,这一观念始终起着重要作用.直至今天,它仍然对文艺创作和批评产生着影响.在当代艺术实践和批评中,还时常围绕着高雅艺术(或称严肃艺术)和通俗艺术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争论.比起西方艺术批评,雅俗观念在中国文艺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可以说这是中国文艺的民族特色之一.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其意义将不仅仅局限在对文艺批评历史的回顾总结方面,而且将有助于对当前和今后文艺发展状况及趋势的更好把握.

论雅趣

从正的、合乎规范的、高尚而不庸俗的美的事物和行为(文艺创作、文艺鉴赏、环境布置、习惯爱好、言谈举止等)中显出的审美情趣,称之为“雅趣”。 中国古代美学很早就对“雅”推崇备至。古代帝王祭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等大典所用的乐舞,即名“雅乐”。例如周代的雅乐(天舞)儒家把它奉作最高典范,认为它的音乐“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历代封建统治者取得政权后都循例制作雅乐,以歌颂本朝的功德。雅,也是《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在《诗经》中,它是一种具体的诗体。

《雅》、《颂》的价值取向与英雄神话

《诗经》中的“雅”、“颂”和中国古代的英雄神话，虽然一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出自文人之手；一为浪漫主义的典范，为群众的创作，但它们有着一致的价值取向，即表现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功业意识和对道德价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