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飞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的创伤叙事

书写创伤并非只是描绘一种疼痛体验,而是对于民族文化记忆、人类生存现状、文明发展阶段的反思和自省。《雨天的棉花糖》通过对人物内心的伤痛、情感的破裂、人生的无奈、命运的琐碎等创伤事件的书写,将命运创伤、战争创伤和文化创伤联结在一起,叙说日常生活中不被注意的边缘现象,烛照出通往历史现场的幽秘路径。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浅析《雨天的棉花糖》红豆之悲剧

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塑造了这样的主人公:他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能不做不想做的事情,这不得不做的,却总也没有好结果。毕飞宇塑造了一个肉身与精神同样沉重的红豆,将二胡作为移情的对象,可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对主人公的救赎。红豆,最终以生命的完结而告别痛苦无奈的一生。

文化生态环境与生命存在的审视——《哺乳期的女人》、《雨天的棉花糖》思想意蕴探析

人是文化的动物,其存在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一种文化的样态,并因此而构成了由自己作为因素的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生态与生命个体的关系状态,制约、支配、主宰着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甚至会演绎成生命悲剧的深层根源。《哺乳期的女人》和《雨天的棉花糖》通过对生命个体人性扭曲和异化的悲剧成因进行文化生态上的分析与透视,寄寓了对人类生命存在终极关怀在文化学意义上的理性思考。

红豆的书写与“娘炮”的传播——评毕飞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

《雨天的棉花糖》是新生代作家毕飞宇的代表作品之一,该小说讲述了"假姑娘"红豆的悲剧故事。红豆生有"男儿身,女儿心",他本想报考音乐学院,却在父亲的逼迫下参军并踏上了战场,不料成为战俘落逃归来,从此陷入了生活世界的无情围困,最终在不甘和无奈中选择了自杀。红豆的女性气质是他践行自由伦理的表征,但正是这种"身性反常"为他招致了男性文化建制的"惩罚"和"拯救",也注定了他在面临精神困境时无助的自我毁灭结局。文章最后尝试以红豆的创痛为当下"娘炮"传播的隐痛作解。

在诗意与残忍之间——重读毕飞宇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

在写小说之前,毕飞宇曾经有过写诗的经历。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将诗歌写作持续下去,成为一名诗人,但是,他对诗歌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对诗歌的热爱,让成为小说家的他更注意在小说中营造诗意。这种诗意不仅体现在语言的锻造、情境的设置中,而且体现在小说内在的精神层面。一般来说,诗意总是与美相关联的。不能否认,毕飞宇小说中的诗意具有美的内容。只是,这种诗意美似乎极端脆弱,总会因为各种情况被毁灭。因此,他小说中的诗意大抵是一种悲剧的诗意,最终体现出来的则是命运的残忍。

毕飞宇:有力量的一根筋

20世纪80年代,全国几百家文学刊物,两年评一次小说奖,中篇获奖篇目20部。1981—1982年第二届,《钟山》一部获奖:王安忆的《流逝》。1983—1984年第三届,《钟山》两部获奖: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张一弓的《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1985—1986年第四届,获奖篇目由原来的20篇减到12篇,《钟山》仍有两部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