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中“长技”的多重义蕴及其深闳的改制理想——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诠释

“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的解释重心不在“坚船利炮”“师夷”或“制夷”,而在义蕴丰厚的“长技”一词。结合对《海国图志》全书的分析,此短语至少有四重义蕴:其一,“师长技”标志着中英长技的相对地位极其不平等;其二,长技的典范是于技术化的英吉利国内处于核心地位的蒸汽机;其三,社会技术化因民主政制而获得更充分发展,而其起步则需要突破宗教的束缚;其四,内蕴机器运动原理的“神天之神”命题,以理论化的形式表达了技术的崇高地位及其对宗教思想的解构。要而言之,此七字短语在魏源的思想里对应两条改制路径:一是效法彼得大帝改革的外缘型社会技术化;二是取法弥利坚国(被魏源理想化的美国)崛起的内生型社会技术化、民主化。因此,此短语并非如学界长期以来所认为的仅指向“坚船利炮”这样的技术表象,而是既包含复杂的思想层次,又蕴涵深闳的改制理想和改革思路。

盛世修志 继往开来——写在《青海省志·金融志》付梓之际

《青海省志·金融志》在青海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全省各家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金融志办公室全体编审人员五年的艰苦努力，2014年4月9日，省政府地方志编委会正式同意出版印刷。

青海省科技志的编纂实践与探索

本文总结了青海省科技志两轮编纂的经验,提出了科技志的编纂要加强编纂队伍的组织与建设、在谋篇布局中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在行文中充分展示科技志的语言特点等观点。

《青海省志·建置沿革志》评介

专志作为地方志的一个分支，滥觞于两汉时期，之后，它的发展一度兴盛。但在青海，它的编纂相对薄弱，仅在清季以来修纂有藏文版《塔尔寺志》、《隆务寺志》等数种。青海省大规模修纂专志的活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专志种类的划分趋细，行业涉及趋广，并涌现了一批良乘佳构，《青海省志*建置沿革志》就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部力作。《建置沿革志》由概述、正文（分8章）组，凡42万字，全面系统地陈述了自汉以降迄1999年间青海历代县以上建置的状况，是迄今关于青海建置研究方面的第一本专著，它的出版，是青海地方文化的一项基础情况，也是青海史学界、历史地理学界、方志学界乃至文物考古学界的一大盛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从远古走来——简评《青海省志·军事志》

青海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有着辉煌灿烂的文明史,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青海东接秦陇,南通川藏,西达新疆,北护甘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就有"海藏咽喉"、"西域门户"之称.尤其是对巩固西南、西北边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自西汉以来,青海地区战事频繁,大大小小的战争不绝于史,其可开发的军事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单就这一些来说,整理出版一部<军事志>是非常必要的.<青海省志·军事志>洋洋洒洒130万字,谈古论今,读来令人叹为观止.纵观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宗教民族志的视角、理论范式和方法——现代人类学研究诠释

对现代人类学创始以来的理论和方法潮流进行了简要整理,探讨了中国宗教民族志研究的现状及可能性。认为人类学宗教研究的学科基础是宗教民族志的开发和创新。人类学有关宗教信仰的综合性定义和分类决定了该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同时也决定了宗教民族志研究中个人与集体、观念与行为并重的立体型理论范式。

民族宗教学视域中的宗教民族志研究

民族宗教学是近年来刚刚兴起的一门民族学与宗教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标的也是人类学宗教研究所关注的对象。近十多年来,通过学界前辈和同仁们的不懈努力,民族宗教学已经具备了雏形,正在逐步形成体系。但是,这门学科的主要实践者们较多关注的是国际国内宏观的民族宗教现象,而较少深入国内各民族内部或民族之间宗教与社会生活实践相关联的微观层面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探讨展示。基此,从人类学宗教研究的基本理念及视角出发,对民族宗教学需要改进的若干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在论证说明该学科亟待加强微观宗教研究及其基本学术条件基础上,强调导入宗教民族志理论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及其在中国各民族宗教研究中的学术推动作用和应用路径。

论宗教民族志的本土经验

宗教民族志是人类学宗教研究的核心领域,要求研究者着眼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实践,提倡整体观与个案挖掘相结合,主张资料、方法及理论建构并进的研究。宗教民族志研究的成长是国内宗教研究纵深拓展的标志,对中国宗教理论的建构、国内相关领域的国际接轨以及对策应用研究都有重大的推进作用。

数学、宗教与谣言:17世纪至18世纪知识视野下的《瘟疫年志》

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的知识体系对于我们理解当时的文学非常重要。在《瘟疫年志》中,我们就能发现笛福所受到的17至18世纪知识视野的影响。小说对数据和列表等的重视,反映了当时强大的数学思想的力量。小说对瘟疫期间宗教和教会的叙述,则反映了一种聚焦现实的认识态度。小说中,作家还以社会分析的视野关注了瘟疫时期的"谣言"现象。

宋代徽州的民间宗教信仰——以《新安志》为中心

宋代徽州人信奉的神灵名目繁多,既囊括了传统佛、道诸神,亦包括名目众多、带有很强地域色彩的英雄人物崇拜和自然神信仰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民间宗教信仰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徽州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祈求神灵保护、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态和愿望。而神灵种类的繁多,又体现了宋代徽州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征。

隐喻或象征——试论宗教艺术中的图像志应用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其漫长的发展历程对西方文明史的进程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罗马时期起，基督教就对西方的文学、美术和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应着教义，“图像志”的隐喻和象征意义成为宗教艺术的首要表现方式，并体现在建筑、手抄本的细密画和镶嵌画等艺术形式中。本文试图从符号学中图像志的角度，辅以实例，诠释隐藏在宗教艺术作品中内在的含义。

志性在宗教与哲学活动中的核心地位

对于宗教由来的经验主义解释未必确当,认为哲学仅为爱智慧之学也不免偏颇。二者都致力于表达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切,是志性心灵能力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在宽泛意义上说人人都有宗教情结或哲学情怀,只是其表现形式和深入程度等存在差别。宗教与哲学同属信仰领域,力图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超越局部而把握整体,超越现实而指向未来,奠定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石。不过宗教较多诉诸情感与想像,偏重于传达出世之思;哲学则较多诉诸理性和逻辑,通常兼顾彼岸与此岸、认识与实践的平衡。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可能逐渐以哲学代替宗教。

宗教与文学之间:愿文、僧传及志怪中的往生想象

用于"七七斋"仪式祝愿的文书承载着一种对亡灵转生的良好祝愿,显示出与西方净土信仰的密切联系.它们以文学为表现形式,传达汉传佛教对往生的想象。与之相似,僧传与志怪小说也传达着各自关于往生的想象,修为高深者直升天界,而凡俗之人则需要进入被称为"中阴"的过渡期,等待冥官依据其生前作为判断出罪福,而后再定转生的去向。三种文体表达了对同样的对象的想象,尽管其创作意图并不相同,在客观上却因信仰的传递产生了关联。

志怪小说研究的域外之眼——杜德桥《宗教体验与唐代世俗社会:〈广异记〉的一种解读》评述

《宗教体验与唐代世俗社会:〈广异记〉的一种解读》是牛津大学资深教授、著名汉学家杜德桥的代表著作。该书以戴孚的《广异记》为中心,对文本进行了多角度、跨学科的解读,提出诸多有价值的见解,代表了海外中国传统小说研究的新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唐代志怪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穷神变,测幽微”:传奇志怪小说创作的宗教情怀

宗教文化是影响古代小说创作的重要因素,魏晋至隋唐的小说作者在传统宗教和佛教、道教的影响下,以穷神知化的宗教情怀创作宗教小说。这实际与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的“穷神变,测幽微”的画论主张是互通的,其源头则是《周易》和《文心雕龙》的神秘主义。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中的民族志取向:近十年来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活动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点,引起海内外各界广泛的关注。海外传媒对中国宗教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对所谓人权与宗教自由问题的政治性关注。国内的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影响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中国的宗教学一直定位为哲学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侧重宗教哲学与神学的研究,仅凭这种传统的基于历史文本与经典的方法难以胜任针对都市化、现代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宗教发展的现状进行整合式研究。本文谨就近十年来在国内当代宗教研究领域兴起的民族志个案研究状况及走向作一回顾与展望,并探讨其对构建宗教学学科与宗教社会科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影响。强调目光向下、由内向外看世界的宗教民族志研究,着眼于在地宗教,又不局限于在地宗教,是联结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地方与全球,以及日常与神圣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