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述评

《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是布莱恩·理查森(BrianRichardson)非自然叙事学研究著作中的集大成者。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次为非自然叙事研究的系统化。厘清非自然理论概念,回溯非自然叙事历史,采用多理论视角进行具体文本的批评阐释,展现出对非自然叙事研究的深入思考。第二个层次则表现为内容的全面性。分别从纵向(跨时代)、横向(跨文化)和综合(跨文类和跨思潮)的角度进行非自然文本的广泛呈现。该书呈现了不同国家非自然叙事的历史,尤其关注非自然叙事出现的广泛性和自发性。文本阐释的对象既有古典古希腊戏剧,也不乏后现代最极端的实验性作品,既从影响广泛的西方文学作品入手,也对大量传统东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做到了兼顾不同区域的全面性,囊括不同文类的丰富性,以及采用不同理论进行阐释的灵活性。

原型范畴理论视角下的电影非自然叙事程度研究——以影片《恐怖游轮》为例

影片《恐怖游轮》(Triangle)讲述了一位母亲因为对于孩子的歉疚和爱,在遭遇车祸死亡以后,不断想要去重返现实,再一次与儿子团聚,结果却只能是一次次地经历着恐怖轮回。《恐怖游轮》的故事内核取材于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恐怖游轮作为后现代电影,在叙事上呈现非自然的特点,与之相对的的西西弗斯的故事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一卷,作为希腊神话,已经内化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因而过滤掉了其非自然的特点。本文从原型范畴理论出发,将西西弗斯的故事视作电影《恐怖游轮》的原型样本,探讨《恐怖游轮》对于西西弗斯故事的原型置换,以及置换过程塑造的非自然特点,进而对影响电影非自然叙事程度的因素进行讨论。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视域下的历史教学设计——意蕴和实践

课改至今，历史教师较重视教育理论、学习理论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却对史学理论本身知之甚少，以致教学过程中很少突破教科书的樊篱和传统史学观的桎梏。事实上，适当借鉴现代史学理论不仅有利于深化教师的历史认识，对创新教学设计、转变教学行为也有积极意义。

“非自然叙事”理论的基础概念及发展可能

“非自然叙事”理论兴起于二十一世纪初,作为一种尚在理论建构阶段的叙事学理论思潮,它表达了对已有叙事学传统的深刻不满——特别是传统叙事学墨守“模仿”为根基、片面强调“自然规约”和“现实主义参数”、无力应对新的创作现实却无妨通过概念泛化的方式一再予以调和、混淆的做法。“非自然叙事”理论则直接将眼光投向了那些不符传统而被理论标签化弃置为“反规约”“怪异”的文学叙事类作品,并据此初步发展了其根基性的叙事理论基础概念群和分析路径,以作为分析叙事手法结构形式以及所对应的叙事作品内容的阐释策略和方法。作为新生的且颇具价值的理论,“非自然叙事”需要被理解、正视,当然,它也需要接受必要的审视与评估。

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相结合,探讨人的活动对自然影响的一种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于对“生命体”“变化”“过程”等概念的解析,开启于学者们对解决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以及探究合理的理论依据,通过外部嵌入和内部概括的方式不断完善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阈,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提供了发展方向。以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观、实践观、人与自然异化的思辨观为理论基点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在把握自然自身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等方面所具有的实践价值,为中国生态治理的现代化与构建中国生态治理话语行动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10 1/2 章世界史》的非自然叙事美学

《101/2章世界史》中,朱利安·巴恩斯超越传统自然叙事常规,大胆地展开非自然叙事美学实验,采用了狂欢化叙述声音、错乱的叙事时序、蒙太奇式叙事空间和非典型化人物塑造。一方面,凭借这些反模仿的非自然叙事,巴恩斯在丰富传统小说叙事形式多样性的同时,推进了英国小说的非自然叙事进程,并以其独特的反传统文学创作颠覆了“小说之死”的预言;另一方面,通过革新传统写实小说封闭单一的叙事结构,作者挑战了读者的既定认知框架和阐释范式,引导读者重新审视传统历史小说再现的线性化历史的真实性,为读者期待的线性化世界历史提供了消解式注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有必然的生成逻辑。从理论逻辑看,是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中华传统生态自然观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从历史逻辑看,是对西方现代化建设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入总结和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规律的深化认识;从实践逻辑看,是不断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民生诉求、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本质要求、是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不懈追求。

自然情境下的随机进入教学实践研究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作为当今教育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思潮之一，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影响巨大。2004年颁布实施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明确强调此次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提倡教学方式的多样化，积极探索多种教学途径，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充分的开发和利用课程教育资源。”

社会主义制度创建中的理论和实践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个社会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被另一个社会制度所代替,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则与此不同,它虽然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却是人们依据一定的理论自觉地创建起来的.在这里,在理论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下,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对于防止和纠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高校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育人的三重逻辑

近年来,我国高校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育人方面开展了大量实践活动。为进一步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自觉性,有必要对其内在逻辑进行理论提炼。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育人,在历史层面,是我国高校于全球化背景下增强大学生群体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时代选择;在理论层面,是高校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在实践层面,是高校面对当前人才培养适切性问题加以调适的探索举措。

书讯:《非自然叙事诗学》《比较文学导论——新动向及其应用》

《非自然叙事诗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23年3月出版。近年来,叙事学成为一个关注度越来越高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学界和国内学界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非自然叙事诗学》是非自然叙事学领域的经典著作,编者阿尔贝、尼尔森和理查森是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的领军人物,作者均为叙事学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如修辞叙事学家费伦、后现代理论家兼诗歌新叙事学家麦克黑尔、跨媒介叙事学家沃尔夫等。本书详细阐述了非自然叙事的定义、特征、研究意义与价值,不仅囊括了非自然叙事研究领域的根本问题,且创造性地把非自然叙事引入其他文类或批评视角的讨论之中。中文译稿由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完成,可帮助国内读者跨越语言的藩篱,快速了解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2019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年度盘点——以《历史与理论》《重思历史》和《历史哲学杂志》为中心

2019年,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学者们既对传统议题提出了崭新见解,亦开启了一些颇具原创性的话题: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反思在不断拓展和深入,认识论历史哲学从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处获得了新的资源,实用主义与历史哲学深度结合,历史时间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对于非学术历史的研究愈显重要。《历史与理论》《重思历史》和《历史哲学杂志》是西方史学理论界最具影响力的三种学术期刊。通过考察三者于2019年刊发的部分文章,本文试图简要梳理、盘点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卡罗尔的历史叙事论与现代美学批判

卡罗尔主张,艺术是一种文化实践,重复、拓展与摒弃等辨别艺术品的策略是历史叙事性的。这就把“什么是艺术”的问题转变为一个内在于艺术界的文化实践问题。其核心任务不是界定艺术,而是辨别艺术;不是本体论的追问,而是实践性的操作。卡罗尔的历史叙事论分析并解决了把某物、事件或表演辨别为艺术的问题,证明了解释活动在观者与艺术的互动中是与审美经验同样重要的艺术反应,从而超越美学,批判了艺术审美理论和形式主义强加给艺术哲学的限制,解构了现代美学的神话。

理解教育及自然分材理念下的历史课堂

理解是教育人的有效手段，如果充分开发理解的认识性、道德性、情感性、实践性与创造性及其综合而成的特殊本性，教育实践合理性就会有所提升。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正确认识理解在教育评价中的比重，使教育真正成为理解的教育。自然分材教学是指教学任务随学生差异自然分化并引导学生针对自己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教学理论与实践形态。

实践观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新探》评介

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和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实践标准的讨论开始的。十多年来实践问题始终是我国理论界的主要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且大部分哲学问题均与实践理论有关。可以说,对实践的研究和讨论欣欣向荣,方兴未艾。 在这场讨论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观点: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是脱离实践的直观唯物主义,应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它。我曾为文反对过这种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与实践唯物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在我看来,在传统的体系中,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式的历史发展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和理论体系的研究,使人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有机整体性。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创立之日迄今,其理论形式就始终是一个,这种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能否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式,实质上是能否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世界之关系的大问题。下面。

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三重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征程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明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重逻辑的统一。理论逻辑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历史逻辑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不论是处在艰难起步阶段、初步探索阶段还是奋力开创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路人;实践逻辑上,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要从抓实顶层设计、推动绿色发展、弘扬生态文化、生态回归民生等方面来丰富其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实践和理论创新的集成

恩格斯在论及《资本论》的理论创新和科学精神时提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是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为基础的,同时又为经济发展新的实践和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