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中后期“调停”说辨析——兼论苏辙《颍滨遗老传》对史书的误导

元祐大臣的笔记、自传、日记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南宋史书的重要史源。然而,元祐大臣在对元祐史事的追述中常因维护自身及盟友而曲写史事。梳理元祐时期与“调停”说相关的史实经过,对勘苏辙《颍滨遗老传》等私人记述,可以说明苏辙所述吕大防、刘挚力主“调停”的说法不实。另外,苏辙、刘安世等人叙述的朝局因“调停”转向“绍述”的逻辑亦不妥。终元祐时期,太皇太后高氏、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范纯仁等人为巩固元祐政局而实行有限度的人事包容,但在元祐中后期,这一做法被元祐强硬路线限制而难以展开。元祐政治失败的主因,是一些倾向熙丰却隐藏心志的后进,借助元祐大臣的提拔,参与政争,并逐步攻去元祐大臣,最终鼓动宋哲宗绍述。苏辙的自传,含有推卸参与政争及提携变政者之责的用意。

《颍滨遗老传》的文体新变

苏辙的《颍滨遗老传》是中国自传文学中以“史学笔法”叙事的经典文本。苏辙在传文中大量引用早年奏折与文章,以实录方式营构其政治经历,使得《颍滨遗老传》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从文体学角度分析,《颍滨遗老传》在文体体制、创作方式、形象塑造等方面对中国古代传统自传进行了突破与创新。在自我书写方面,传文通过对自我与他人不同的书写,塑造了苏辙“君子不党”的形象。《颍滨遗老传》对中国古代自传的创造性贡献,拓展了自传以政治经历、政治思想彰显自我的写作维度,加深了自传叙事的史学意义。

刘安世《门下侍郎苏公墓志铭》辨证

从宋至今,各种版本的《栾城集》均未附录苏辙的墓志铭,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076),安徽太平、石埭两县的苏氏后裔所编的六卷本《苏氏族谱》,却载有刘安世撰写的《黄门侍郎苏公墓志铭》。本文以苏辙著述,特别是他的自传《颍滨遗老传》和宋人孙汝听的《苏颖滨年表》来核对《墓志铭》的内容,列举出十八条可疑之处,证明《墓志铭》的可信度很差,这位与苏轼兄弟同朝为官的“刘安世”似乎连《栾城集》也未读过,认为《墓志铭》不可能是刘安世所作,也不可能是宋人伪托,当为不熟悉苏辙生平及宋代典章的明清人伪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