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木遗忘与施虐错位——鲁迅《风筝》及其笔下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风筝》叙述的是一件“我”摧毁小兄弟亲手制作的风筝,成年后求宽恕而不得的痛苦旧事,然其真正的写作意图并非在“叙旧”,或是记录简单的兄弟失和,而是借用“风筝事件”的表层叙事,以及《风筝》中“我”与小弟呈现出的“集体无意识”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特征,再与其同时期小说中众多麻木失语的人物形象遥相呼应,构建起一个独特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来完成对民国初年在强权压制与精神虐杀下陷于麻木、遗忘,甚至施虐错位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心灵剖析。后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风潮及“三·一八惨案”中选择以现实抗争去回应绝望,还击虚妄,亦正式宣告了鲁迅对其《风筝》时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式精神危机的告别。

《风筝》:四重忏悔的世界

鲁迅的散文诗《风筝》的精神内核是忏悔意识。《风筝》的忏悔意识蕴含着四个不同意义的精神层面 :一、对具体人和事的忏悔 ;二、精神家园破坏者的忏悔 ;三、历史“中间物”的忏悔 ;四、对负面人性的忏悔。《风筝》所流露出的忏悔意识具有普遍人性的意味 。

增删之际的隐微——试论《风筝》的改写

作为《野草》中的名篇,鲁迅散文《风筝》因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向来得到比较多的讨论,包括对其与早期版本《我的兄弟》之间的异同的讨论。这些讨论往往围绕"主题思想"和"写作手法"展开,其中对"主题思想"的讨论又往往集中于"思想来源"方面,导致对作品的理解有反增迷障之感。本论文重新讨论《风筝》对《我的兄弟》的改写,推考其增删之际的隐微,认为在《我的兄弟》的亲情诉求基础上,《风筝》加重了对亲情毁坏的悲哀,增写了对精神虐杀的觉悟,并更进一步,开掘了罪与恕的问题域,使得作品对思想情感的表现,由文学的领域进入了存在的哲思层次。

《风筝》一文到底要表达什么

散文《风筝》写于1925年1月24日,是鲁迅对刊载于1919年9月9日《国民公报》“新文艺栏”的《我的兄弟》一文的旧作重写。《风筝》最初发表于1925年2月2日《语丝》周刊第12期,后收入1927年7月由北新书局初版的散文诗集《野草》。《风筝》在1929年就首次被编入《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教材中。

从忏悔到自救——鲁迅《风筝》的心灵叙事

一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是直面灵魂深处的独语，被认为是“鲁迅心灵炼狱熔铸的诗”①。这个结论在评论界早已成为共识。但鲁迅的不同凡响之处恰在于他经常会在具体作品中给人留下深入探索的空间，《野草》中的《风筝》便是这样一篇让人在疑惑和思索后才能更深体悟到其中真谛的文章。

对比阅读:从《我的兄弟》到《风筝》

鲁迅是一位文章大家，大概因此，经常有年轻人向他请教文章应该怎么写，于是鲁迅写了一篇文章来回答，题目却是“不应该那么写”，介绍了一位苏联文学评论家的主张：“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家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从职业性、政治性到人性融合——论谍战剧《风筝》“谍”的形象塑造

电视剧《风筝》以跌宕起伏的剧情与戏剧化的悬念设置,吸引了大批观众,成为谍战剧中的收视黑马。在人物塑造上,作品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将人物的职业性与政治性巧妙融合,深度挖掘人物心理动态,牵引出对人物命运感的真实关照,为谍战剧的创作元素提供了新的参考路径。本文从职业、政治、人性三个角度诠释"谍"的形象构建:非脸谱化的英雄群像"谍"的类型分流;回归本色与信仰坚守"谍"的演绎变种;身份撕扯与信仰之重"谍"的命运情境。

“天性”难存的哀叹——《风筝》的另种读法

文章认为鲁迅的散文诗《风筝》,不应该是他"心灵的忏悔"或严于自剖高贵品质的体现。联系鲁迅早期的"立人"主义和在五四新文化退潮后绝望的心境,梳理了《风筝》中"我"的情感逻辑,认为《风筝》旨在揭示鲁迅关于天性丧失或难以存续的绝望心理。

关于《风筝》中的“我”及其对儿童教育的批判

通过分析鲁迅关于童年生活的有关描述以及鲁迅家人的有关回忆,认为《风筝》中以长兄意志压制弟弟对风筝的喜爱的"我"不是作者本人。鲁迅通过"风筝"事件,批判了泯灭儿童天性的教育以及家族长幼有序的制度,同时表达了对逝去的青春的无奈、悲哀之情。

译文修改——以刘士聪先生所译《风筝》为例

译文修改,作为永无止境的翻译过程中的一环,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国内,关于译文修改的研究还很少见,这或许与译文修改本身的隐蔽性有关。本文首先就"译文修改"进行概述,然后以刘士聪先生对其《风筝》一文的译文所进行的修改为例,分析先生在修改过程中的"发现"和"提高";并结合相关参考资料,进一步阐释译文修改的重要性。

悠长的愁绪深沉的悲哀——读鲁迅《风筝》

人民教育出版社（实验版）七年级选了鲁迅的散文诗《风筝》，该诗最早发表于1925年2月《语丝》周刊第12期，后来收入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在研读文本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风筝》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在前不久内蒙古赤峰市举行的中学教学能手评选活动中，一位教师总结鲁迅先生《风筝》一文的主题时，认为该文含有对“弟弟”受到虐杀却不知觉醒的愤怒，并得出了“弟弟”精神上麻木不f-的结论。最近，我又在《语文学习报》初中教师版（总247期）读到了一位教师撰写的教学反思，他更是旗帜鲜明地将文章的主题定位到了作者对“弟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上。他认为：“作者写到了弟弟童年时心灵上所受的重刨，也反映了弟弟对此事的麻木不仁。

三毛与鲁迅《风筝》的精神“遇合”

鲁迅在《风筝》中主要提出了“对儿童的精神虐杀”问题和“中国人的健忘症”问题。三毛与鲁迅《风筝》的精神“遇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弟弟”般的寂寞孤独和“弟弟”般被虐杀的命运。但三毛没有重复“弟弟”般靠“遗忘”麻木自己的悲剧,而是通过反抗最终走出了“家长本位”的阴影,在“漫漫黄沙万里天”的撒哈拉沙漠中寻找到了自己的“自由”。《风筝》在三毛心中能够产生如此生长的力量,体现了鲁迅作品深刻的影响力。

在《风筝》的文本深处:从厨川白村到志贺直哉

《自言自语·我的兄弟》以及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的兄弟关系,可视为《野草·风筝》的“内典”(鲁迅本人作品之间的互文性)与“今典”(鲁迅作品涉及其现实生活的公私两面),而在《风筝》文本的背景深处,还有大量“外典”(“域外典故”),这主要包括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以及该书提到的佛洛伊德、卡尔·荣格的学说,鲁迅所译上野阳一和高岛平三郎的四篇论文,以及周作人所译(鲁迅高度参与)志贺直哉小说《清兵卫与壶卢》。《风筝》篇幅短小,却充分体现了鲁迅所谓“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的新文化建设之基本理念。

鲁迅《风筝》与朱自清《给亡妇》之比较

鲁迅的《风筝》和朱自清的《给亡妇》作为现代文学的回忆散文名篇,都体现出对于男性中心话语的主动接受心理。人们在回忆时的主动坦白心理构成了这种话语心理得以被呈现的前提,而中国长期封建礼教文明的影响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因素,精神观念和意识上的成功内化则成为了这种特殊心理的内在原因,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精英意识亦在创作观念上自然地物化为这种隐含的写作话语权力。

渴望被很要好地叫声“哥哥”——鲁迅《我的兄弟》《风筝》比较谈

鲁迅写于1925年的散文《风筝》广为人知，文章讲述了一则关于风筝的故事：作为兄长的“我”童年时不爱放风筝，认为“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一次见到弟弟背地偷偷做风筝，生气之余，悍然毁坏了风筝。很久以后“我”读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了解到“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陷入自责和忏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