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指导下的诗歌翻译译者主体性对比研究——以《飞鸟集》郑振铎和冯唐译本为例

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以凝练的语言表达作者情感,体现特定的文化特色,因此诗歌翻译在翻译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诗歌独特的语言及表现形式也对译者的翻译提出挑战,成为展现译者主体性的重要场所。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著《飞鸟集》作为英文诗歌中的一朵奇葩,以其语言简练而内涵隽永闻名于世。该文在目的论的指导下,对《飞鸟集》的郑振铎及冯唐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阐述译者主体性在诗歌翻译中起到的作用。

深邃哲理的载体——《飞鸟集》修辞手法探析

泰戈尔《飞鸟集》是一部富含哲理的英文格言诗集,短小精悍的格言诗中承载着丰富的哲理蕴涵,而承载体便是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泰戈尔笔下的大自然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色美的体现,而在于揭示其所捕捉到的自然景物中所蕴含的哲理,以达到艺术之美。本文主要对比喻、比拟、对比、设问等主要修辞手法加以探讨,这些修辞手法,有单用,有综合运用的,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景象。

泰戈尔《飞鸟集》冯唐译本的多维解读

本文从语言、风格、韵律、意境等视角全面考察了泰戈尔《飞鸟集》冯唐译本的独特之处,系统分析了该译本的翻译初衷、翻译过程以及诗人译诗等生成机制,并从其最受争议的情色问题、押韵问题和流行语使用问题等三个方面客观解读了该译本的召回事件。

认知翻译学视角下文学翻译中的移情研究——以《飞鸟集》的两个译本为例

翻译过程一直以来都是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其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在此过程中最关键的研究对象是译者。译者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经历的人,其对社会、对生活的认知水平左右了翻译的水平。因此,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移情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飞鸟集》在整个文学界的知名度很高,但从冯唐的译本出现之后,它再次成为大家热议的重点。文章将以郑振铎和冯唐的《飞鸟集》两个译本为例,对比分析认知翻译学视角下移情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作用。

《飞鸟集》冯唐译本的接受与传播

2015年，作家冯唐翻译了泰戈尔的《飞鸟集》，其中一些语言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怒斥冯译张扬恶俗者有之，称赞其别出心裁、大胆创新者亦有之。最终，浙江文艺出版社决定召回该书。学界和大众对此次翻译事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从翻译美学看冯唐《飞鸟集》译本的三宗“最”

伟大的印度诗人、作家、哲学家泰戈尔在其一生中创作许多文字简约却富含哲理的诗歌,其出版于1916年的《飞鸟集》是我国最早译介的诗集之一,至今依然有众多读者,2015年,中国诗人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因其自创的译风和大胆的用词,一经出版便引发译界的热议。从翻译美学角度分析《飞鸟集》的诗学元素;从冯译版的风格、措辞以及文化等三方面剖析其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并对其进行美学审视,既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

郑振铎与经典译本《飞鸟集》的生成

在泰戈尔诗集Stray Birds的中国传播与接受史中,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具有异常重要的地位。他所译的《飞鸟集》选译本是最早面世的中译本,在1920年代即已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而他1956年出版的全译本,进一步奠定了《飞鸟集》的经典地位。《飞鸟集》在Stray Birds翻译潮流中的最终胜出,与它最早面世密切相关,但也离不开商务印书馆及郑振铎在1920年代的影响力,离不开他采取的直译策略。

多元系统论视角下《飞鸟集》郑振铎与冯唐译本的对比研究

介绍泰戈尔《飞鸟集》及其译本。概述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我国译作出版过程所处的多元系统。在此基础上,结合翻译实例,从译者特点、时代背景、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社会反应等方面,对比研究《飞鸟集》郑译本与冯译本,从更宏观的角度客观分析这两个译本的生成和存在差异的原因。

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浅评冯唐《飞鸟集》的翻译

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唐译本《飞鸟集》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翻译界的极大争议。批评者和认同者各执一词,其实这也是翻译界对于归化和异化的又一场争议。该文将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分析归化和异化在冯唐译本中的应用,讨论冯唐译本的优点和缺点。同时,通过对归化和异化的对比,讨论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的角色,期待译者能结合时代背景向现代翻译注入新思潮。

心灵的羽翼：《飞鸟集》

初识泰戈尔，是在师范。 春日，沐浴着晨光，坐在校园的秋千架上，捧一本《飞鸟集》。 清风拂过，白云悠悠，身体随着秋千漫不经心地荡，心却一下子被诗句所吸引——每一句都那么短，却又清新动人：

《飞鸟集》译本中的解构主义微探

本文主要围绕翻译理论及实践研究,论述解构主义下的翻译思想。通过对泰戈尔《飞鸟集》的译本中词、短语和句子的解构,回答为什么要解构,如何解构,以及译者与译文的相关联性;把解构主义视为一种翻译哲学的方法论,介于抽象翻译理论和具体翻译方法之间的连接点;本文通过理论和案例研究提出在词义多选的情况下,可以语义外延或创作,在跨文化转换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解构的思想来翻译。这样,译者可以在更宽阔的时间和空间广度下进行合理恰当的翻译,并不是对原文本的主观篡改。

泰戈尔《飞鸟集》解读诸法

江苏高考自2014年起将泰戈尔的《飞鸟集》纳人考试范围，取代了郭沫若的《女神》的位置。如何考查不得而知，但考生对诗句的正确解读将是实实在在的挑战。这里谈谈解读泰戈尔诗的若干方法，欢迎方家指正。 方法一：知人论世法。须了解诗人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幸福观，知人而论诗，才能给出较为中肯的解读和评价。譬如诗集中有一些诗关涉生与死的话题，我们可以注意到，泰戈尔面对死亡从容、淡定甚至心向往之，这与他信仰的印度教的生死观有关。印度教认为生死存在轮回，死亡不过是进入另一段生命历程的通道。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教宣扬因果报应，作恶者下地狱，行善者上天堂。泰戈尔笑对死亡源于他对善、对爱的追寻与践行，故无惧死亡，拥抱死亡。

神·自然·爱——探究泰戈尔之“自然观”在《飞鸟集》中的体现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迷恋于科技,如何保持对自然的热爱则成为了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泰戈尔的"自然观",在《飞鸟集》等作品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可以引领人们保持对自然的爱与向往。基于这种认识,本文通过分析《飞鸟集》中的"博爱观"、"泛神论"等思想,对泰戈尔的"自然观"进行了解读。

基于多元系统理论的异化翻译策略分析——以《飞鸟集》郑振铎译本为例

埃文·佐哈尔(Even Zohar)提出多元系统理论,指出如果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中心位置,译者倾向于打破本国文学传统,翻译成为接近原文的充分翻译的可能性更大,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则常常是不充分的翻译,这与目前称为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异曲同工。该文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飞鸟集》郑振铎译本。郑振铎译本产生时,翻译文学正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译者翻译时,并没有仅仅着眼于用本国现存的文学模式翻译原文本,而是在句法、风格、语序等方面都做到尊重、忠实原文。通过本文分析,得出郑振铎在翻译《飞鸟集》时,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进一步印证了多元系统理论在译界的适用性。

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以《飞鸟集》的翻译为例

本文从社会翻译学角度对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的不同翻译版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郑振铎译本和冯唐译本的不同,从社会翻译学的角度分析导致二者译本不同的原因,从社会背景和译者的惯习进行探讨,从而揭示社会翻译学研究对提高翻译水平的促进作用,推动翻译的发展。

《飞鸟集》两种汉译本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生态翻译学理论作为一门跨学科理论,为研究翻译学及解释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解读《飞鸟集》的两种汉译本,比较分析郑振铎的译本与冯唐的译本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上的得失,对于得出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本具有重要意义。

从目的论视角看郑振铎的翻译实践——以《新月集》和《飞鸟集》为例

认为功能目的论自诞生以来对国内外的翻译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提出为避免翻译理论的片面性,目的论中的忠实性原则要求译文应充分忠实于原文。通过大量收集并分析郑振铎翻译实践及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献资料,研究其翻译活动,不难发现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与《新月集》充分体现了目的论的原则。

阐释翻译观下《飞鸟集》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对比研究

基于阐释翻译观,研究《飞鸟集》郑振铎和冯唐译本在翻译四步骤中译者主体性的差异。郑振铎和冯唐出于对原作的兴趣,“信赖”并翻译《飞鸟集》;“侵入”性地理解原文;在“吸收”步骤,郑振铎运用异化以保留原文的形式和风格,冯唐则使用归化改变原文的形式;最后都对译文进行了“补偿”,力求实现原文和译文的平衡。研究发现,两译本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异源于他们所处时代背景、所受教育、翻译目的、个人意识、文化观念和诗学观的不同。

接受修辞学与翻译——兼评郑振铎译《飞鸟集》与周策纵译《失群的鸟》

接受修辞学与翻译———兼评郑振铎译《飞鸟集》与周策纵译《失群的鸟》朱肖晶１．接受修辞学的理论要点接受修辞学的理论基础是接受美学，其基本理论为：修辞是对言语的调适，言语调适的结果产生了修辞本文。修辞本文的修辞效果通过接受者的审美反应而表现出来。调适者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