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翻译中的文化性表现——以《香港基本法》的英语译本为例

文章通过对《香港基本法》英语译本的批判性分析,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探索了可能影响该法律翻译决策的理论和背景因素,得出的结论是法律翻译与文化休戚相关,在翻译过程中优先考虑的应该是源文的立法本意以及译文的法律效果,而非语义。因此,当译者在做语言方面的决定时虽然显得要比做法律方面的决定时自由得多,但是其文化因素,包括法律文化体系以及权力关系,终将对译者的心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最终的法律译本。

《香港基本法》英译本的主位述位研究

将语篇分析理论中的主位/述位概念运用于分析《香港基本法》的原本与译本之间主位和述位的变化特点。通过语篇对比分析研究,对英汉互译中主位结构的转换规律进行了分析描述。分析发现:译本主要以保留原来的主位以无标记主位出现,译本中主位的变化主要以抽离状语和主题为主位变化形式。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 起草过程、规范含义与解释实践

基本法凝聚着基本法起草者和中国人民的智慧,基本法文本是基本法起草者在综合权衡各种社会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广泛共识的产物,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要化解基本法解释实践中存在的争议,应当回归基本法文本,通过基本法文本的规范阐释获致法理上的共识。《香港基本法》第158条对基本法解释所作的制度安排,正是基本法起草者在反复协商和权衡后对内地和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进行衔接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法制和普通法制度的相互融合在基本法上的最直接体现。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新宪制秩序下,有必要从宪法出发去认识《香港基本法》第158条对基本法解释所作的制度安排,也有必要通过确立基本法的合宪性解释的原则去缓和基本法解释实践中存在的解释方法的冲突。

《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分析

"九七"以后,围绕着《香港基本法》规定的解释制度,内地与香港的学界及司法实务界有着不同看法,甚至产生较大的争议。本文首先回顾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释法"的背景及内容,然后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就《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如何完善《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制度提出若干具体的建议。

《香港基本法》与香港经济制度

《香港基本法》作为香港的"小宪法",是香港在回归后保持持续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法律保障。本文结合《香港基本法》,尤其是其中有关经济方面的规定以及香港回归15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从香港经济的产权基础、运行机制、财税和金融体制以及自由港制度等方面着手分析其经济制度,并对香港经济社会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从香港国民教育科事件看《香港基本法》实施中的国家意识培养

香港在回归10多年后发生抵制国民教育的情形,与《香港基本法》实施中存在的国家意识淡薄甚至缺位密切相关。正确的国家意识既是《香港基本法》顺利实施的理念基础,又是香港特区实现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的可靠保障。在未来的《香港基本法》实践中,做好香港同胞的国民身份认同和国家意识培养的工作仍任重而道远。要注重《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宪制基础的观念的巩固,把特别行政区制度置于国家管理制度中加以实施,把香港的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加以推进,并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适度开展形式多样的国情教育。

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及其完善

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是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在法律层面最直观的体现。自特别行政区设立以来,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相关的法律体系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实施尚存在效力、落地、监督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制定实施以后,对既有的全国性法律实施问题开辟了一种新的全国性法律实施路径,但由于其特殊性,并没有制度化地解决既有的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问题。本研究认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改为参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增设条款以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进行完善。

香港法院基本法解释权的制约机制

作为中国香港(以下简称“香港”)宪制性法律的《香港基本法》已经实施了21年,《香港基本法》作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在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正如饶戈平教授所说,“面对香港不同于内地的政治生态和国际环境,运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进行管治,对中央而言始终是一个全新课题。”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与香港法院围绕《香港基本法》,就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问题展开了多次博弈,其中由基本法解释权所引起的博弈最为激烈和持久,影响也最为深远。

论“一国两制”下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1987年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订,以及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香港基本法》)、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澳门基本法》)的制定,使一国两制的构想在我国从法律上得到了确立。1997年7月1日香港已顺利回归祖国,"一国两制"在我国已经得到实现。两年后的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将回归祖国。

从“幕后”到“台前”——也谈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职能演变

在近些年的大事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屡屡发声。例如在本次疫情防控的重要法律问题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如何依法有效防控疫情、不遵守疫情防控措施将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有些地方用设卡拦截、断路阻断交通等方式隔离疫情是否合法等等发表了官方意见。再往前推,201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有无法定权力判断香港本地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作出了表态。

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是当前国家安全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香港特区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关系到特区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政治安全方面,香港特区应当履行《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关于香港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在正确理解"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调和特区各阶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并运用多元立法模式和分层次立法技术,早日将立法义务落实到位。在经济安全方面,香港特区应当根据自身的经济特征,制定有层次的经济安全政策,强化金融业监管,推动香港产业结构升级,保证紧急状况下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

论香港特区法院司法管辖权的边界

香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下的地方行政区域而享有终审权是"一国两制"的重要内容,但是香港特区法院的司法管辖权是有限制的。香港特区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的边界主要包括: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审判权的限制,对国家行为的排除管辖,香港特区法院对《香港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或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无解释权,以及在司法审查方面的限制。明确香港特区法院司法管辖权的边界的意义在于厘清中央授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关系。

香港特区政治体制模式的特征分析

本文从决定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宪政原理出发,论证《香港基本法》对香港政治体制的制度设计规范体系,指出国家授权前提下香港特区作为地方行政区域在行政、立法、司法方面的"高度自治"并非完整独立的体系,均受到中央权力的节制和规限,三权之上有第四权即中央的管辖权。并据此推导出在没有明晰前提下不宜简单借用"三权分立"概念来描述香港特区政治体制模式特征的结论。

1982年《宪法》第31条辨析——兼论现行《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本文针对《香港基本法》在起草过程及其通过后围绕1982年《宪法》第31条争论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进而就1982年《宪法》第31条的制宪意图及其特殊法理意蕴、特殊法理地位等展开辨析。在此基础上,对现行《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问题进行论述,提出了包括第31条在内的所有《宪法》规范均应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观点。

华为文化不止“狼性”

华为,任正非当初给刚成立的公司取这个名字时,寓意着“中华有为”。华为非常看重精神的作用,在华为公司各种资料的排列组合中,华为尤为看重塑魂工程。而以企业文化为先导来经营企业,是任正非最基本的观念。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没有《基本法》,华为会崩溃”“基本法”这一称呼,出自任正非。那些年正值《香港基本法》成为热点,在一次会议上,任正非提出:“华为也要有自己的《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