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第158条: 起草过程、规范含义与解释实践

基本法凝聚着基本法起草者和中国人民的智慧,基本法文本是基本法起草者在综合权衡各种社会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广泛共识的产物,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要化解基本法解释实践中存在的争议,应当回归基本法文本,通过基本法文本的规范阐释获致法理上的共识。《香港基本法》第158条对基本法解释所作的制度安排,正是基本法起草者在反复协商和权衡后对内地和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进行衔接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法制和普通法制度的相互融合在基本法上的最直接体现。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新宪制秩序下,有必要从宪法出发去认识《香港基本法》第158条对基本法解释所作的制度安排,也有必要通过确立基本法的合宪性解释的原则去缓和基本法解释实践中存在的解释方法的冲突。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与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基于基本法实施20周年的反思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所建立的香港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话式释法机制"并非是普通法世界的异类,相反,其与英国、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宪法体制一样,共同分享着"法官有权解释宪法/高级法,但建制化的人民代表才是宪法/高级法终极守护者"的法律哲学,因此都可视为是以"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来发展普通法的重要方式。在香港回归20年之际,当人们对第158条所建立的释法机制进行总结和评估时,应珍视这种业已构成"一国两制"和香港法治重要基石的法律实施机制,不宜将美国司法至上式的宪法体制照搬到我国香港地区。

论香港基本法审查权及其界限

香港基本法及澳门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时依据两个基本法的明确规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为了保证这一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规定有权审查两个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两个基本法虽然未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法院对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具有审查权,但依据两个基本法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规定,可以推定也应当具有审查权。同时,香港地区属于英美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是毫无疑义的;澳门地区属于大陆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易造成不同法院之间对相同法律的合基本法性上的差异,需要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点,将违反基本法的判断权集中于终审法院。审查机关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其审查的依据应当是基本法的正文及附件,而不能单独依据基本法的序言及宪法进行审查。法院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必然要受到其所获得的基本法解释权授权限度的限制,且还要受到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所应遵循的司法原则的限制。

香港基本法与国家建构——回归二十年的实践回顾与理论反思

香港回归二十年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中期时刻",也是总结与反思这一宪制创新工程的重要机遇。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第一个正式的基本法律,在保障平稳回归的同时,亦为回归后二十年香港繁荣稳定、高度自治及与国家的互惠互动提供了坚实的宪制保障。但由于香港殖民历史及其遗产的复杂性以及香港制度模式所具有的西方因素,香港的"人心回归"及与内地、国家的制度整合过程遭遇到了多层面的问题与挑战,发生了占中对抗、旺角暴乱、港独宣誓等一系列超越基本法秩序及背离一国两制初衷的激进行为,港独分离主义在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年本土派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威胁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整体权威。香港基本法在法理学层面亦遭遇到本地司法与国家法理之间的错位和冲突。香港基本法的国家建构之维在价值与制度上未能充分展开,中央管治权与香港自治权及香港社会的有机性宪制连接未能充分建立。但一国两制作为一种科学的宪制方法论,香港基本法作为具有高度弹性及可塑性的宪制安排,在面对当前多重挑战过程中亦逐步积累起新的认知、共识与制度经验,加之国家经济战略拉动与依法治港的理性深化,2017之后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准确实施仍然可以相对乐观地加以预期和规划。

《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权限和程序问题探析

《香港基本法》是全国的宪法性法律,是香港特区的根本法。为了落实"一国两制"的精神,《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其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香港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授予香港各级法院附条件的《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由于二者的立场、视角、法律传统和利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因而在立法解释模式和司法解释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碰撞。《香港基本法》在解释主体、权限和程序设定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在实践中也引发了宪法危机,因此,应该针对存在的问题,逐步加以完善。

大同小异,各具特色──香港基本法与澳门基本法比较

香港基本法与澳门基本法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是作为“一国两制”率先垂范的伟大实践。两个基本法从两地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设计各自的制度和基本措施，因而在内容和表达上存在诸多差异，体现各自特色。

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对香港法制走向的影响

香港回归后 ,原有法律中的判例法被认可为中国法律的一部分 ,并在香港基本法的支配下 ,脱离英国普通法系的支配而独立地发展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了一个独特的判例法适用地区 ;香港司法判例的适用效力发生了重大变化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创造新的判例必须体现“一国两制”方针 ;判例的形成要受到限制。在香港基本法支配下 。

香港基本法中的权力结构探析——以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为视角

香港基本法对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权力划分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即中央拥有外交、国防等本源性权力,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拥有中央授予的授权性权力。授权性权力并非全部是自治权力,还包括非自治权力。对于自治权力,中央通常不再行使,中央只是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共同行使某些本源性权力。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性权力具有监督权,但香港基本法对监督权的范围、效力等作了严格限制。此外,由于受到香港基本法的制约,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性权力一般也不宜被收回。

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的回顾与前瞻——基本法实施中的青年、媒体、教育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香港基本法颁布已有25周年。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的实施也遭受了诸多挑战,产生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香港行政主导体制不彰,特区政府施政不畅,政制发展问题陷入僵局,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困难,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对立撕裂严重,国家认同淡漠,人心回归没有完成,本土意识滋长甚至产生分离主义和独立主义倾向,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基本法实施迈向深水区,依法治港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渐次凸显。其中媒体、青年、教育问题尤为引人瞩目,这三大问题对基本法顺利实施的影响重大,且三者具有多元面向之间的复杂勾连关系,成为当下内地和香港基本法学者共同关切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2015年5月23日,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深圳大学中心、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三家单位邀请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州社会主义学院、深圳大学的二十多位知名学者和全国人大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广东省政府港澳办、香港中联办深圳培训调研中心等实务部门的领导,以及《法学》和《江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同志,围绕基本法实施中的媒体、青年、教育以及香港的本土意识和社会思潮等问题展开卓有成效的探讨。

论法律翻译中的文化性表现——以《香港基本法》的英语译本为例

文章通过对《香港基本法》英语译本的批判性分析,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探索了可能影响该法律翻译决策的理论和背景因素,得出的结论是法律翻译与文化休戚相关,在翻译过程中优先考虑的应该是源文的立法本意以及译文的法律效果,而非语义。因此,当译者在做语言方面的决定时虽然显得要比做法律方面的决定时自由得多,但是其文化因素,包括法律文化体系以及权力关系,终将对译者的心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最终的法律译本。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

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了以普通法方法适用基本法及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现象,突出体现在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和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基本法与普通法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分歧,基本法有关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应正确处理普通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推动普通法事后审查制度的常态化,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等方面规范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的法理核心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首创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国策。最初是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 ,后来最先用于香港回归和治理 ,已由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予以法律化。明确“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法理核心的科学内涵 ,十分有意义。“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表现为香港特区权力的来源 ;国家制度体系的构成 ;香港兴旺发达的基础。本文批斥有意曲解“一国两制”的言行 ;重申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在中央 ;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刍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关系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稳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而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在最近的三次案例中都引起了颇多争议。本文先对有关的法律条文进行演绎分析,从而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可以解释基本法是缘于授权,对于自治范围外的条款需要提请常委会解释。再通过对比内地的法律解释体系和欧盟的先行裁决制度,并借助“法克坦姆案”来说明这样的制度设计无损于香港的司法独立。

论社会实证材料在香港基本法解释中的运用

解释宪制性法律是一项与社会相联结的工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穆勒诉俄勒冈州"一案中建立的"班狄斯证据"制度,为社会实证材料进入宪制性法律的解释提供了法技术路径,进而推动了社会实证材料在美国涉及宪制性法律案件中的广泛使用。在实践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亦有涉及"班狄斯证据"的先例。在"国旗区旗案"、"外佣入籍案"等香港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终审法院积极适用"班狄斯证据",推动案件裁判与香港社会现实相呼应。考虑到社会实证材料在补强香港基本法解释、强化"人大释法"正当性方面的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香港基本法时,亦可透过立法原意的解释方法引入社会实证材料。

突破与创新:基于《香港基本法》MOOC的教学实践

随着＂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以及不断深入,基本法的教学、研究和普及推广愈加重要,基本法课程在高校的法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备受重视。《香港基本法》MOOC的教学实践表明,利用MOOC平台开设基本法课程为基本法的教学模式、学习效果、宣传普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创新。因此,有必要总结该教育模式对于基本法的教育学习、人才培养和宣传普及的创新价值及其局限性,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及优化路径,为我国MOOC教育提供参考借鉴。

对人大解释《香港基本法》的法律思考

大陆与香港具有不同的法律传统。香港回归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对《香港基本法》进行了三次解释,从而引发了各方的争议。对人大释法的权限与程序的合法性进行法律分析,人大三次释法符合一国两制下的法律解释体系的要求。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程序研究

《香港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根据香港立法会的立法程序,第23条立法需依次经过提案程序、三读程序以及生效备案程序。香港特区政府在2003年首次进行第23条立法时,在提案程序与三读程序中存有不足之处。近几年的香港立法会"拉布"现象给第23条立法程序又带来了新的挑战。结合过去第23条立法的经验以及现在第23条立法的阻碍,未来第23条立法应在各个立法程序作出相应的改善。在提案程序中,香港特区政府应引进非政府机构并发布白纸草案。在三读程序中,香港立法会应遏制"拉布"行为,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应巩固与政党的合作。在生效备案程序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通过立法监督确保第23条立法质量。

澳门基本法的司法适用研究——与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的比较

回归后澳门法院审理了一系列基本法案件,但与香港法院相比,受到关注较小。两部基本法在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具体条文等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但受历史传统、社会现实、法律条文、司法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两地法院在基本法适用方面情况相差甚远,且较少存在交集。与香港相比,澳门基本法适用存在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说理部分较简短以及更多参考内地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等特点。比较两个特区法院确立"违反基本法审查制度"中的若干异同点,对于更好理解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两个关键问题以及推进基本法实施不无裨益。

《香港基本法》第39条的教义学分析:权利体系与规范功能

在《香港基本法》的司法适用中,第39条的规定对法院选择权利类型和基准审理案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特区法院在实践中通过第39条的规定将国际人权标准引入香港特区,进而将国际人权公约的本地化立法与基本法共同适用于案件审理中。从《香港基本法》第39条的立法史出发,对文本进行教义学阐述,区分所涉的不同权利类型,梳理形成基本法的权利体系,分析第39条的导入功能和排除功能,对深入理解《香港基本法》第39条在基本法中的特殊地位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