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论”:一个值得继续关注的领域——读雷蒙德·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著名的文化学者、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新左派"的核心人物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奠基人之一。其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是后期代表作,也对文化唯物论作了"最清楚的表述"。该书反映出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关键要素文化、意识形态、文艺理论等的理解,给我们提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文化研究学者应该何为的思考。

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英国剑桥大学戏剧教授,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及文学进行了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1977年,威廉斯教授集早年科研成果之大成,发表了重要理论专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

文化唯物论与文化研究——从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获得的启示

雷蒙德·威廉斯的名字现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了。人们自然会把这种转变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勃兴联系起来。不过，“文化研究”究竟是西方又一轮理论时尚，还是20世纪诸种批评方法合流之地？它是对文学的放逐，抑或是一件“抚摸当代感性生活最敏感部位”的文化“吊带衫”。还是宏观历史视野同当代批评敏锐触觉的一种颇具锋芒的整合？

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三说

20世纪以来,西方批评家乔治·斯坦纳、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先后比较明确地表达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看法。从整体上看,斯坦纳强调文学的倾向性及其对批评家的贡献,但忽视了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威廉斯凸显文学的本体论特质,却没有提及马克思的学说;伊格尔顿突出文学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以及文学语言的社会意义,而遗漏了普列汉诺夫的贡献。与此同时,以上“三说”都将唯物史观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思想。有鉴于此,我们只有将三者一并考虑,才有可能更近距离地触摸到该体系的全景图。持续引介、研究和总结该领域的相关资源,对我们从宏观上审视和把握其本源样态与发展文脉,以及从微观上洞悉其丰富内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以布莱希特为中心

当下文学地理学空间批评研究导向实证主义,忽视了对“文学性”和空间本身的研究。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重新强调文学艺术的工具性和教育性,提出“间离化”的理论洞见和艺术要求,启发文学地理学批评应实现在考据和历史唯物还原基础之上对空间关系的有效保持,重视其批评性和反思性逻辑要求,继而构筑具有文学地理学学科优势和特色的空间认知与美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嬗变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以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等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承继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的基础上,将空间、主体与社会三者有效并置,构建出“人化空间”的现代空间样态,从而开启空间转向的理论浪潮。学者们因各自学术背景和理论旨趣的差异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符号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为文学场域话语实践的嬗变提供了可靠依据。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话语的协同建构、空间符号与文学审美话语的互构融合以及空间正义与文学诗性话语的内向升华等均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文学话语相互涵摄的多重面向。这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文学的表达藩篱,为文学观念多元拓展提供了独特的范式与角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革命文学(1918—1949)述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过程与现代文学的发展同向同行,其中革命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在反复论证与不断调整中获得成长。1918至1926年兴起的新文学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1927至1936年间的左翼文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1937至1949年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为研究内容,以不同时期代表性作家的文艺思想主张为切入点,揭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纠葛之间重申典型的文学价值——兼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困境与可能

“典型”作为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可谓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命运。从20世纪20至30年代经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而迅速崛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俨然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导规范,再到新时期之后走向衰落的过程,表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典型正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似乎再难吸引作家与批评家的注意。

反思百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影响——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0世纪中国文论的关系是当前文论研究中的一个前沿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以范畴为问题生发点,从传播史、文论史等层面动态勾勒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融入20世纪中国文论的过程,并相对客观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经验及不足,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尽管存在一些瑕疵,但该书因为呈现出相对清晰的理论思辨力、多维的历史意识、深沉的现实情怀而值得每位文论专业读者阅读,尤其是其呈现出的聚焦学理的探索精神与努力创新的勇气值得学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文学的世界性能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文学的世界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使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许多在西方早已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著作却没有被囊括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中。本文结合能动性概念和19世纪西方政治文化语境探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何种特质才能使文学作品走出国族的藩篱,具备探讨各类全球议题的“世界性”。本文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中涉及的文学著作在阅读与传播过程中,其叙事主题和叙事结构通过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互呼应和相互促进,能动地反思和参与了全球无产阶级共同体、全球无产阶级世界观念和全球无产阶级经济观念的构建。即,参与塑造超越国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话语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甄选“世界性”文学著作的重要着力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展现的关于文学“世界性”的思想为探讨文学批评如何应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议题,以及如何推动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重要论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是数字化智能化新实践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化、系统化、学科化的理性结晶。新质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是具有适应新时代、集聚新知识、拥有新工艺、开发新产品、蕴含新动能、拓展新市场和满足人民新需求等质态内涵的生产力,具有许多新的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由劳动者“自身上的自然力”和“蕴藏着的潜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工具劳动资料使用能力以及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时代价值和发展举措,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人民群众政治立场与共产主义价值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认识、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分析法、矛盾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开拓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度的考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主动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原本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有机融合和发展: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光辉典范。

经典著作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的价值、原则与路径

经典著作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既是确保课程教学正确方向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课程教育教学实效的现实诉求,更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关键一环。将经典著作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需立足课程教学体系,坚持系统性融入;把握教材基本观点,坚持精准性融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坚持重点性融入;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坚持科学性融入。在实践进路中,需立足政治高度,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理论厚度,强化教师阐释经典著作的教学能力;彰显情感温度,创新融入教学方式;拓宽教学广度,延展融入教学场域。

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具有具体化的要求,这是其“绝对命令”。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是马克思批判和继承黑格尔思想遗产的成果。在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黑格尔批判了主观思想,试图实现客观思想对主观思想的超越,区分了抽象的普遍性和真正的普遍性,并使真正的普遍性能够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质和阶级立场直接相关。唯物史观“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性”原则的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找到了根据和立足点。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必须把一般原理转化为具体方法和实施纲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在中国的贯彻、落实和实现。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范式转换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文章将由库恩提出、经姚斯所论述的文学范式作为观照文学反映论的基本理论方法,主要讨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范式转换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范式经历了范式常规化发展、范式危机及范式转换三个阶段,文章着重从范式的转换视角,探讨进入范式危机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所面临的调试过程及其话语转变策略,从而审视文学反映论范式转换过程的不同发展路向。

革命文学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的转向

在革命文学运动时期,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民国初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作为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传入中国时,日本是重要的理论中转站,此时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集中于“精神上的构造”“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两方面意涵。而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后期,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及革命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播也逐步摒弃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日本因素,实现了与俄苏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对接;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也随之转变为强调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立场。革命文学运动时期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斗争立场的绾合,对中国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理清上述理论转变过程,对于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建设路向性探索——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践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举措,不仅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事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因此,以“双创”方针逻辑原点、逻辑演进和逻辑复归的演绎层次为切入点,对“双创”实施的历史机遇、实践机遇和科技机遇进行现实审视,厘清“双创”方针的逻辑与背景。同时,结合“双创”实施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局限性、世界多元文化冲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内外因素造成的挑战困境,最终得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创新发展前提、以人民群众为创新发展立场、以“破”与“立”为创新发展原则、以打造品牌为创新发展手段等建设路径。